6月初，美國默克藥廠（Merck）對外宣布，美國官方已和他們達成協議，只要旗下的新冠抗病毒藥物「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一通過聯邦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FDA）的緊急使用授權（EUA），美國會立即下訂170萬劑，共計花費12億美元。
權威期刊《自然》也指出，輝瑞（Pfizer）/BioNTech疫苗與莫德納（Moderna）疫苗，能在人體引發持久免疫反應，可能可以抵禦新型冠狀病毒數年之久。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只要新冠的病毒及其變異株演化結果不會跟現在差太多，接種這2款mRNA疫苗的大部分人可能不須追加注射。最新研究再度呼應這項看法，即使病毒確實大幅變異，接種疫苗前曾染疫康復的人，可能也不需要追加劑量。
新冠看來終究要過去的，但與人類歷史上的瘟疫一樣，上帝允許這個惡魔現身，是要大家更真確地認識人類自己。新冠病毒，或直說就是「死亡」本尊，它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一禎一禎原本隱藏在人的內心裡，不堪入目的形象。
人，不再是好風景，而是地獄的背景
台灣最美的風景不就是「人」嗎？原來「人」做為好風景的表象，必須在「太平盛世」才能成影的。甚麼是太平盛世呢？不是索多瑪、娥摩拉；也不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 而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FDR）所說的人民擁有「 四大自由 」（The Four Freedoms）。
在一個批評政府就要被「查水表」的年代，大眾媒體甘被收買的年代；在一個廟宇、教會都視訊線上崇拜；在一個權貴偷打疫苗，老百姓搶打「殘劑」或只能打「詠春牌」疫苗的年代；在一個大飯店都只能賣便當；工人蹲在街邊扒個盒餐也要被罰錢的年代。人，不再是好風景，而是地獄的背景。
上天堂的人少，下地獄的人多。我本來以為地獄一定很熱鬧，路上全是阿飄，忽來悠去地，但全然不是。
相反地，路上幾乎沒有人車，地獄最恐怖的果然是它的背景，一條條人的身影，一條條略顯臃腫的人影，站在每一房一屋的窗口，臉上沒有表情地，眼望著快要令人窒息的街景，動也不動。最令人嚇破膽的是，當你巡逡窗口的臉孔，在你眼角突然出現一個影子，竟然是你自己。你是地獄背景中的一個小黑影。你沒有力氣喊出聲音來，你也不想發出一點聲音，因為你怕吵到身邊那一條一條的黑影，他們會對你發出白眼。在一群失語者當中，哪怕你只發出如夢的囈語，都會是一個重大的噪聲。
戰場消失了，沒有仗可以打，只有放棄理想放棄追求
你開始不認識自己，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失語者，你曾經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如今卻成為一個躺平主義者，你把社會的黑暗看作平常，在暗巷裡出沒，似乎使你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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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變得玩世不恭，你沒有太多的否認，因為你已經把這樣的生活態度人生態度看成合理，只不過有時在夢醒時分，你無法想像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竟只有一步之差。過去的你是憤世嫉俗理想主義者，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你是如何變得像今天這個模樣呢？你非常清楚，玩世不恭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當年那些在街頭上，在太陽花上跟你一塊起義的人，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像得了瘟疫一樣，大家都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
會不會過去大家的憤世嫉俗，是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說是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才使大家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也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
現在，戰場消失了，大家都解甲歸田，沒有仗可以打的時代，只有放棄理想放棄追求。大家不知不覺地，就成為犬儒主義的鄉愿。「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正如美國知名記者西德尼·J·哈里斯（Sydney J. Harris）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名嘴刻薄朋比獨佔麥可風
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原名馮鍾璞）在她201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東藏記》裡，以它特有的方式，描寫了對日抗戰時位於昆明西南聯大一群知識分子的言行。
歷史學家余華說，在她眼中，西南聯大是抗戰的第二戰場，教授和學生都是戰場上的戰士，他們有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在奮力保存、傳播和發揚著文化和學術的命脈。他們堅信，只要這一命脈不斷，中華民族就不會消亡。這種信念支撐著他們在警報聲中探尋真理、研究學問、關心時務、追求民主。
余華指出，《東藏記》中涉及的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他們幾乎都是當時名滿天下的學術大師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員，因此作者對他們有著若干近距離的觀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種「高山仰止」。
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人物，是小說中有一對以錢鍾書和楊絳為原型塑造的留洋歸來年輕教授夫婦，名為尤甲仁、姚秋爾。他們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謠生事著稱。這讓我們想起台灣電視裡的名嘴，也都以刻薄朋比，他們的學問（包括記憶力），當然跟錢楊夫婦無法相比，他們的刻薄格調雖低，但因為獨占麥可風，只好同一件事一講再講，也就令人印象深刻。
說好話和說壞話，都必須用髒話來說
反對的聲音非得以高出八度的音高，甚至非得像潑婦罵街或癡漢醉語式的出現，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你已經惱火了。馬屁的頌歌怎麼偽裝都掩不住臭氣和穢聲，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沒有左派與右派；沒有綠色與藍色，因為大家都掉進了糞坑，說好話和說壞話，都必須用髒話來說。
「君不君、臣不臣」，也就罷了，在家裡父母不跟孩子談政治，深怕一談就鬧家庭革命，只能悶著葫蘆跟同溫層竊竊私語，於是就「父不父、子不子」。在面對死亡的恐懼之前，我們看到很多人所說的話和他社會上在倫理上扮演的角色，在專業上應該承擔的責任不相符合；所做的事所做的決定在邏輯上，在人情義理上都並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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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大眾媒體基本上已經被執政黨綁架了，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對這一些做為公器的大眾媒體在監督政府上還有太高的期待。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在網路的自媒體上聽到一些不同的政治立場的公共平論者對政府發出嚴厲的譴責，但是越來越流行的新聞綜藝化，也使得原本應該嚴肅的公共評論因為參雜商業的雜音顯得不莊重，閱聽人因為司空見慣，也逐漸視為必要之惡。
分不清是非，拚命證明自己沒有色盲
飯碗是別人賞的，家有老小嗷嗷待哺，卑躬屈膝也算情有可原；錢多事少離家近，位高權重責任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還可以嚇唬人，有飯大家吃，也是生理需求。名嘴嘮叨，不論是正義還是拍馬，總是把自己的淺薄的專業和「罵功」獻給了大眾，有了貢獻。
本文特別關切的是有一群人，比如多數黨立法委員，他們是被人民選出來專要他們替老百姓講話的、為老百姓幹事的，他們卻像掛在公寓大樓窗口的那一條一條黑影一樣，三個棒子打不出一個屁來。或許是批評的壞話不敢講，怕下次沒得再選；拍馬屁的好的話說了難為情，怕被人笑。因此就選擇躺平，啥都不做不說，以為就不會犯錯。
下焉者，顛倒是非，指鹿為馬，那就更可惡了。老百姓自認倒楣，下次不選他或是乾脆罷免他，也算覺醒。那一大票愚民也分不清是非，只知拚命證明自己沒有色盲，只認藍綠，有得自以為聰明說他還認得了「白」色，想押這個寶。
年輕人躺平，才是當權者自肥自大的溫床
官僚體系之外，和吃飽飯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知識界、讀書人，為什麼也都聽不到來提一點意見。台灣的文學工作者、作家都到哪裡去了？文學創作不只是風花雪月，文學家的社會責任都已經失落了嗎？在大學教哲學的哲學家都到哪裡去了？史學家都到哪裡去了。
在太平盛世，國家可以花錢讓你躲在研究室裡讀書，東抄西抄，而當你周遭的親朋好友都為著下一頓飯在哪裡憂愁，擔心明天會不會染上瘟疫而惶惶不可終日，你卻還躲起來研究那些小東西，沒想到要為生民立命嗎？那些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面對的這一場瘟疫，都說了哪些話了呢？
大學裡的政治學家，你對於台灣現在的所謂專政式的民主政治的運作感到滿意嗎？當你發現台灣的執政黨全面執政，完全脫離了政治學上民主制衡的基本原理，你們書還教得下去嗎？經濟學家在風暴下看到中下階層的老百姓，因為種種的管制，正在奄奄一息，就沒有想到要如何去拉他們一把嗎？
社會學家看到政府在疫苗的分配上亂七八糟，看到權貴偷打疫苗，老百姓搶打疫苗爭先恐後，什麼才是社會正義？你們都沒有什麼意見表達嗎？就算是吹捧歌頌政府的意見，都當你有社會參與，大家卻選擇當鄉愿。最可悲的是台灣的年輕人選擇坐躺平，目光如豆能過一天是一天，這才是當權者自肥自大的最大溫床，這個溫床是他們魚肉人民的屠宰場；一個沒有哀號聲的屠宰場。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
政治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仇恨，一直是政客陣前最鮮明的旗幟。意識形態可以做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政客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做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政客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
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誰是不跟的。專制使人變成犬儒。王夫之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一黨專政更會使人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
老百姓尤其是自稱讀書人的知識界，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最常說的是自嘲「狗吠火車」，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更是如此。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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