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宋承恩專欄：「防衛台灣就是防衛日本」，台灣如何因應日本介入？

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演講中表示，中國如果以武力攻擊台灣，日本政府將認定這已構成安全保障相關法律中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有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並說美國與日本要一同防衛台灣。

演講場合是由沖繩選出的自民黨眾議員的募款餐會，因此提及沖繩特別關注的台灣議題，而麻生太郎一向有反中挺台的鮮明色彩，但他的一番話絕非即興之作。麻生太郎曾任首相，現在還是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的決策成員，其發言反映日本政府內部想法，具有相當份量。

麻生太郎發言隔天，防衛大臣岸信夫在6日例行記者會答詢時，並沒有避而不談，而是正面表示「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要看實際發生的個別具體狀況進行綜合判斷，同時也肯認麻生副首相的發言基本上是基於日本政府的這項想法。

對中強硬，防衛副大臣不甩「一中原則」

日本民意普遍厭惡中國，對中國威脅日本安全十分有感。雖然在中國抗議下，日本政府官式上會切割個別發言，澄清「立場未變」，但對中強硬，不甩中國的大架構，已然成形。

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8日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專題演講中，用不錯的英文暢談日本當前所面對的安全威脅，已經由傳統陸海空擴展到飛彈、衛星、網路戰及電子戰，也因而戰略觀產生根本性改變。

主持人的第一個問題就問到台灣。中山泰秀以明白不過的話語說，台灣與沖繩及日本南端小島唇亡齒寒的關係、解放軍在台灣周圍的加強活動，以及美中軍事力量的消長，要大家「醒醒」。對於「一中原則」，更是質疑是基於1970年代的假設，已經不合時宜，於今一味遵循也不再有利。反倒是民主國家應該要彼此互相保護，認為「有必要守護作為民主國家的台灣。」

再往前追溯，日本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已經持續好一段時間。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後，促成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提升到元首層級，日本是最大推手。首相菅義偉與美國總統拜登高峰會後，將台海安全列入共同聲明，開啟了該議題後續更廣的國際能見度。日本參議院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全體起立通過沒在顧忌；菅義偉也在G7作類似的發言。支援台灣疫苗，同樣也是不顧中國反對。

日本政府這些動作背後也有日本民意普遍厭惡中國，對中國威脅日本安全威脅十分有感等國內政治因素有關。雖然在中國抗議下，日本政府官式上會切割個別發言，澄清「立場未變」，但對中強硬，不甩中國的大架構，已然成形。 （相關報導： 風評：疫苗為台灣劃出的三道階級線 ｜ 更多文章 ）

由被美國保護到提供美軍協助

1969年首相佐藤榮作說，萬一台灣受到武裝攻擊而美國不得不履行義務時，這可視為威脅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美國履行對台灣防衛義務時，日本基於上述對國家利益之認識，自應考量採取適當對策。」

但麻生明確說台灣遭受攻擊，將構成日本安保法制下的「存亡危機事態」，牽涉到日本是否動用自衛隊武力行使自衛權，也就是是否出兵。茲事體大，必須由兩個層面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其究竟是什麼意思：一是美日安保同盟，另一是日本國內法上鬆綁對使用武力的限制。

眾所週知，二次戰後盟軍主導下所訂立的《日本憲法》中，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是所謂「和平憲法」。日本的三軍武裝部隊僅限於自我防衛，僅在遭受武裝攻擊、或預期將遭受武裝攻擊時，始得行使國際法上的自衛權（self-defense）。兩者都是嚴格限定，於日本軍隊或國土遭到直接攻擊（direct attack）時，始能還擊。

因應冷戰的安全情勢，特別是來自蘇聯的威脅，美國與日本於1960年修訂《美日安保條約》，雖有集體安全與共同防禦的機制，但預想的幾乎全然是美國協防日本。基於「和平憲法」，日本無法行使協防美軍的權能。

直到1978年的《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方針》，始訂明日本以外的遠東情勢對日本安全構成重要影響時，日本將依據《美日安保條約》及其他有關規定，對介入遠東情勢的美軍提供協助。

新一代的《安保條約》適用範圍已擴及整個遠東地區，主要是指菲律賓以北，到日本及其周邊地區，但對於特別關切的南韓與台灣，日本也只是點到為止。1969年11月，首相佐藤榮作演講時說：「萬一不幸台灣受到外來武裝攻擊而美國不得不履行義務時；此項情勢可視為威脅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因此，美國履行對台灣防衛義務時，日本基於上述對國家利益之認識，自應考量採取適當對策。」並未明說「適當對策」是什麼。

「周邊有事」日本將提供美軍後勤支援

1996年修改《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方針》，這很大程度上受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刺激，各方都心知肚明特別關係到台灣，但「周邊有事」是否包含台灣，美日皆隱含以對，不肯認也不否認。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日安保體制應對的威脅轉化為「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包括朝鮮半島核子武器、未決的領土問題、潛在的地區爭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載運工具的擴散。隱含意指中國及北韓為美日同盟的新目標。1996年美日修改《方針》，建立了以下針對武力威脅的防衛合作架構。

1.日本即將遭受武力攻擊時：美日將立即加強情報交換與政策協調，建立支援美軍的基本設施。雙方並採取一切方法，包括外交手段，以抑制事態的擴大。

2.日本已遭受武力攻擊時：日本自衛隊將負擔採取反擊行動的首要任務，美軍則將提供適當的支援。因應遭受攻擊的規模、形式、階段等，兩國合作可能的措施包括共同作戰、警戒監視與情報交換，以抑制事態的擴大。

3.「日本周邊有事」時：美日兩國政府將「各自視情況」採取適切的措施，包括日本對美軍提供機場、港灣、補給、運輸等40項的後勤支援，以抑制事態的擴大。這是當時在日本憲法架構下，最大限度地規定日本支援美軍的後援行動。 （相關報導： 風評：疫苗為台灣劃出的三道階級線 ｜ 更多文章 ）

「日本周邊有事」指的是嚴重影響日本和平與安全的事態，並非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依事態的性質而定。《方針》的修改很大程度上受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刺激，各方都心知肚明特別關係到台灣，但「周邊有事」是否包含台灣，美日皆隱含以對，不肯認也不否認。

安倍政府打造日本新安保法制

安倍政府鬆綁對使用武力的限制，明定《憲法》第9條並未禁止日本使用必要且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自衛權。滿足武力使用的要件包括：日本或密切關係的其他外國遭受武力攻擊，明確威脅日本。

隨著中國對日本安全威脅的日益升高，2012年安倍晉三回任首相後，倡議「積極和平主義」，希望以美日同盟為中心，擴大日本對國際安全合作的參與，讓日本在同盟架構中分擔更多的責任，美日共同主導亞太安全，同時也積極架構亞太多邊安全網路，尋求同盟的平衡。

在這樣的思想下，美日2015年再次修改《方針》，提出「無縫確保日本安全」概念，及四大戰略情境：平時、重要影響事態、存亡危機事態、與日本有事，即日本受到直接武裝攻擊。其中，「重要影響事態」與「存亡危機事態」可說是1996年《方針》「周邊有事」的再精確化。

「重要影響事態」指的是對日本和平與安全帶來重要影響或尚未成形之事態，特別指非傳統使用武力之灰色事態。於此情形，美日將以各種預警措施加以因應。

「存亡危機事態」是指「與日本關係密切之第三國」遭受武力攻擊，並可能威脅日本安全、危害日本國民生命以及追求自由與幸福之憲法權利時，日本自衛隊將以適當方式行使武力加以因應。此外美日兩國亦將以適當方式相互合作或與受攻擊的第三國合作，以因應武力攻擊以及緩和事態。

在日本國內法的方面，安倍政府也對《憲法》第9條提出新解釋，鬆綁對日本使用武力的限制。2014年7月1日內閣會議閣議，明定《憲法》第9條並未禁止日本使用必要且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自衛權，惟武力的使用必須滿足下列要件：

1.日本或密切關係的其他外國遭受武力攻擊，明確威脅日本生存及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權利。

2.無其他手段保護國民的生命與自由的權利。

3.必須以必要且最低限度的方式使用武力。

同時，2015年也通過安保法制的配套：《武力攻擊事態對應法》的修訂將原本只能於遭受直接武裝攻擊的限制修掉，將上述閣議對以武力行使自衛權的要件，訂定為成文法；《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取代原先的《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將自衛隊支援的對象從美軍擴大到其他國家軍隊。

台灣遭攻擊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

日本看待台灣，由遠東地區的安全節點、到「周邊有事」，到現在明確地認為，台灣一旦遭受武裝攻擊，將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防衛台灣就是防衛日本」，轉變不可謂不大。

由以上法制架構，可以理解4月時菅義偉與拜登高峰會共同聲明，明確表達台海和平安定重要性時，各界最關切的，是「台灣有事」究竟構成「重要影響事態」還是「存亡危機事態」？

依照目前可見的內部研議，視事態的不同，下列3種情形都有可能：

1.若台灣所面對的灰色地帶情勢構成「重要影響事態」，任其發展，恐會演變為對日本直接武力攻擊或嚴重影響日本和平與安全的事態，日本自衛隊得對美軍提供後勤支援。 （相關報導： 風評：疫苗為台灣劃出的三道階級線 ｜ 更多文章 ）

2.如果台灣遭受武裝攻擊，將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日本自衛隊得行使必要且最低限度的武力，包含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軍共同行動，甚至對台灣進行支援協助。麻生演講所透露的訊息是：日本對此似乎已不再猶豫。

3.如果事態演變為對日本國土的攻擊，則構成「武力攻擊事態」，自衛隊得行使個別自衛權，使用武力。畢竟，駐日美軍基地位於沖繩，可能在中國攻擊美軍時受波及；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距台灣僅110公里。戰事波及日本國土自衛隊將無懸念地以武力還擊。

隨著國際局勢變動，日本的安全戰略也歷經巨大的演進，隨之而來的是傳統上對於使用武力的鬆綁。同樣，日本如何看待台灣，也同樣經歷轉變：由遠東地區的安全節點、到「周邊有事」，到現在明確地認為，台灣一旦遭受武裝攻擊，將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防衛台灣就是防衛日本」，轉變不可謂不大。

其中因素除了台灣與日本領土地理上的親近性、台灣位處日本能源及經貿的海上生命線的關鍵地帶以外，還有台灣是民主國家，與日本共同面對極權擴張的威脅，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對抗。日本考慮台灣的戰略意義，是從對其安全的角度出發，搶回其主動性，不再是單面向的「恪遵一中原則」或不要惹怒中國。這思路在中山泰秀的哈德遜演講中表露無疑，似乎也不再是中國用外交威嚇可以抑止的。

台灣要準備好因應日本可能介入台海

台灣遭受武裝攻擊將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最大的意義是依照當前的日本安保法制，日本可以動用武力或與美軍共同行動，防止事態擴大。不同於以往，「台灣有事」，牽涉的不再只是日本是否對美軍提供後勤補給支援而已，而是日本自己動用自衛隊的力量。這將大幅增加中國對台動武之戰略規劃的難度與不確定性。

台灣如何接招，如何建立與日本長期的軍事合作，乃至如何完善日本介入的法制（南韓已表明，日本自衛隊唯有得到南韓政府許可，始得進入南韓領土行動），則是台灣方面的工作。

正如2015年《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方針》中所說：「預警危險與果斷決策才能抑制情勢進一步惡化。」在運用「戰略清晰」作為嚇阻工具方面，日本走得似乎比美國還前面。 （相關報導： 風評：疫苗為台灣劃出的三道階級線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