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落幕，除全球經濟與政治情勢引起關注外，若以性別運動視角觀察拜登內閣，對臺灣而言，也是深具意義的社會政策議題。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突破美國政治長期以來最難的性別與種族障礙，打破白宮玻璃天花板。她擁有非裔、印度裔血統，由母親獨力扶養。拜登內閣舉用女性與其他種族閣員，出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華裔戴琪同樣受人矚目，添加新政府多元性。
拜登內閣帶給臺灣女性參政及新住民決策參與什麼樣的啟示呢？又可以如何反思改變臺灣新住民的社會處境？
從婦女運動的角度，經濟獨立是爭取人格尊嚴的第一步，這在弱勢婦女身上，尤其重要，應視為第一優先。然而，從各項就業及調查統計顯示，低階、低薪、低技術工作成為新住民就業的標籤，職場霸凌的不友善環境亦是讓新住民卻步就業的原因之一。
從新住民離婚的子女親權訴訟中發現新住民家庭環境及生活的艱難。依衛福部近10年婚姻暴力統計，新住民受暴人數每年平均約2千多人。從個案訪談經驗及內政部移民署《2018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特殊境遇新住民使用政府網絡例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家暴防治中心或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等卻偏低，最需要資源的往往是不知道資源在哪裡的人。
教育是促進社會階級流動的方法，但從新住民子女受教育權利來看，依108學年度統計，新住民子女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人數8萬多人，占該學年度學生12.47％；新住民子女就讀大專校院5萬2千多人，歷年比例不及5％。再從第一線實際關懷個案來看，有不少新住民子女在國中畢業之後即出外謀生分擔家計。
上述社會現象除了就業、社福及法律扶助等社會保障政策待檢討改善外，其原因乃是社會對新住民的歧視。唯有從法制改變，才能有效改變新住民及下一代不利處境。
首先，制定反歧視法，刻不容緩。依2017年《兩公約》及2018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均有提及消除性別、種族等交叉歧視的綜合性反歧視法之重要。
新住民社會參與方面，應適度打開新住民參加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的限制。舉例而言，工會法規定，有「居留」身分，即可工作並參加工會；但在農會法、漁會法部分，卻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始能加入農、漁會，並影響參加農保的權利。雖然法律已允許依法居留的新住民參加農民職災保險，但對於從事農業工作的新住民而言，身心障礙、退休金保障仍有不足，打開新住民社會參與的限制，就能擴大公共事務及經濟參與條件，以改變不利處境。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向來是性別平等運動的重要目標。觀察我國女性參與私部門及擔任其決策階層之趨勢，2019年工會理事及監事比率提升至32.3%，惟農、漁會與工會之理事及監事，以及農會會員等，均尚未達到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其中，農、漁會理事及監事之女性比率分別為3.5%、4.7%，與男性有極大落差，基層團體組織的性別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固。
回顧臺灣女性參政，1995年已過世的婦運前輩施寄青老師在25年前以無黨籍身分競選總統，因為連署人數及保證金門檻過高而聲請釋憲，她為小民參政困難發聲，打開女性參政的空間。2005年任務型國民大會修憲時，設定不分區立委婦女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也因為這項規定，讓臺灣的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連帶也得臺灣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公布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排名，在163個國家中排名第6，居亞洲首位，南韓、新加坡則緊追在後。但地方政治就沒這麼容易，婦女保障名額從十分之一爭取到現在仍停在四分之一。
參政的性別平等是一條難走的路。縱然2018年各縣市議員女性比例已超過三分之一；女性縣市長成長到7席，超過三成；2020年立法委員比例超過4成。但在蘇貞昌內閣女性閣員比例7.32％，為20年來新低，被婦女團體批判為性別平等的倒退，亦違背國際性別平權。
在新住民參政方面，依《國籍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或設有戶籍滿10年後始有被選舉權。此一參政限制亦引起違憲質疑，畢竟新住民從居留、定居到國籍取得，已在臺灣生活數年以上時間，對當地日常生活及公共事務有一定程度瞭解，宜檢討放寬上述期間限制或地方自治團體被選舉權，賦予新住民完整參政權益。
性別與種族歧視沒有疫苗可預防，所以我們必須致力於改變。臺灣新住民56萬多人，但為自己發聲的權利卻極度卑微。在吵吵鬧鬧的政治修憲議題之外，弱勢女性參政並反思消除新住民歧視法規及措施的不足，是臺灣應立即著手改變的事。 （相關報導： 拜登上任 國安高層：美國亞洲布局不至重置，台美關係審慎樂觀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