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專文:對岸中國,往何處去?

2021-01-17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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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集權終究不能「合併」,世界必然出現科技雙軌制。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新年聚會發表談話。(美聯社)

民主與集權終究不能「合併」,世界必然出現科技雙軌制。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新年聚會發表談話。(美聯社)

「中國往何處去」是我已故好友楊小凱(原名楊曦光)一九六八年一篇大字報的標題。當時是文革將啟未啟之際,毛澤東設下了一個「引蛇出洞」的大陷阱,誘出了一批敢說真話的年輕人。楊曦光那年十九歲,因為那篇大字報入獄十年。一九八七年出獄之後,所有學校都不敢收他,曦光只好「啟用乳名」,改名「小凱」,才能念大學。後來因緣際會,在中央研究院鄒至莊院士訪問武漢大學時結識,遂能赴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拿到博士後,小凱至澳洲莫納許(Monash)大學教書,直至二○○四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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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是中國「異議分子第一代」

要說異議分子,楊小凱「成名」甚早。一九六八年僅十九歲就關入大牢,是第一輩的長老級人物。我有一次問小凱:牢裡獄卒打不打人?他語氣極為平淡地說「當然打囉」。我又問:你的英文在哪裡學的?他說,牢裡他只有兩本書看,一本是英文字典,苦K十年的自修,就是他唯一的英文教育。我問他另一本可以看的是什麼書呢?他說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獄吏以為是「幫國家富強」之類的書,所以准他讀。

十年間,小凱把這本《國富論》中他覺得值得研究的議題一個一個寫下來,出獄後到武漢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逐步搜尋文獻,發現他註記的十幾個問題都已經有人研究了,唯一無人問津的是「分工」。於是「分工」研究就是小凱在普林斯頓的博士論文。

小凱的「分工」研究是極具創意的。小凱普林斯頓博士畢業找工作時,曾經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面試,就「分工」研究的論文給個演講。當時的主席羅森(Sherwin Rosen)(已故)也是我朋友,他介紹小凱時開玩笑說:Xiaokai published his first paper at the age of 18, when Mao Zedong was the discussant. Mao didn't like the paper, so Xiaokai went to jail for 10 years.

基於人道關懷,美國學術界有不少人對於小凱的際遇關注甚於其著作。已故的選擇權理論大師布雷克(Fischer Black)根本不認識小凱,只是聽過這麼一個十九歲坐牢十年的小子,有一回寫信給他,問他:Do you need money?布雷克教授做選擇權賺了不少錢,不知道怎麼幫小凱,所以寫了這一封突兀但是溫暖的信。

中國共產黨政權,有可能垮台嗎?

「中國往何處去」—這是楊小凱當年大字報的標題。五十二年前,楊小凱其實是要給毛澤東提建議,希望中共往特定方向走。但是今天,許多人可能沒有意願對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暴虐的政權給任何建議,而是要分析它「將來會不會垮台」。我相信絕大多數一九八九年後海外流亡的中國民運人士,都會希望看到中國共產黨這個專制極權體制垮台。但是它究竟會不會垮,這需要一點分析、一點想像、一點方向感。

自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屠殺、同時期的大躍進飢荒、八年後摧毀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最近十年的維吾爾族種族清洗、到二○二○年的香港反送中示威鎮壓,加上過去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無時無刻不掛在嘴邊的「武力解放台灣」、「留島不留人」,我相信民主國家只要還有一點點良知人性,都對這個邪惡政權深惡痛絕。偏偏,這個政權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快速,除了習皇帝昂首宣揚「大國崛起」的趾高氣焰,中國也在全球各地搞外宣、行霸權、偷智財、耍狠辣、霸凌台灣。那副沒有教養的「戰狼外交」嘴臉,也讓全世界都印象深刻。

以下我解析「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就是要嘗試回答:「這個邪惡政權會不會垮?有什麼力量會促成它垮?」

獨裁政權垮台的兩種模式 — 內生或外逼

近代歷史上,一個獨裁政權之垮,大概有兩個類型:由內或是由外。我們先分析前者。由內,例如二○一○年起的「阿拉伯之春」,造成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政權的垮台。這些國家長年獨裁、領袖裙帶奢華、社會貧富不均,早就隱藏了動亂的因子。於是在社群網路串連之下,立即引發了廣泛的群眾運動,導致政權垮台。這樣的「禍起蕭牆之內」,會在中國發生嗎?我認為機會不大。

做這樣的推論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快速,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是往上提升的。再加上官方控制媒體嚴厲,多數民眾頗受民族主義操弄,此起彼落的民怨很容易就轉移成「鴉片戰爭民族羞辱症候群」,怨氣都向老美、日本、85度C、周子瑜等外人發洩。除非中國經濟產生天搖地動的衰退,否則中國內部沒有廣泛民怨的乾柴,即使點火燃燒,恐怕也燒不起來。

新疆、西藏與香港,是三個民怨比較深的地方,天乾物燥之下比較容易失火。但是對廣大中國內地人民而言,新疆、西藏都比較遙遠,而且外國媒體難以接近,訊息阻塞,內地人民切身感受不強。至於香港,外國媒體的連結難以阻絕,只能靠警察暴力予以壓制、用「一國兩制穿小鞋」予以封鎖。對中共而言,香港的一國兩制就只是「鳥籠制」:鳥兒可以飛,但是飛不出籠子。就目前情況觀之,並沒有足以讓老共失控的客觀形勢,頂多只是國際顏面有損。

新疆和田市一名維吾爾族婦人與她的孩子,後方正好是習近平的宣傳看板。(美聯社)
新疆和田市一名維吾爾族婦人與她的孩子,後方正好是習近平的宣傳看板。(美聯社)

網路世界,將使「自由窄廊」更窄

第二個不利於中國內部興起反抗風潮的因素,就是中國的資訊管制。依據自由之家的網路自由評比,中國是全球網路管制最嚴的國家,也是網路最不自由的國家、全球「網軍」人數最多的國家、全球防範網路串連最滴水不漏的國家。要在中國複製「阿拉伯之春」,根本不可能。《獨裁者的進化》一書描述了俄羅斯、巴西等國獨裁者以收編、賄選等方法翻新統治伎倆,但是這些都不能與中國的網路封鎖相比。中國領導者充分掌握了網路世界的關鍵,因此中國的獨裁進化,也是獨樹一幟的。

網路世界為什麼方便獨裁者進化,卻不利於民主產生呢?我們前章已經略述,現在再做個整理。在二十五年前,MIT媒體工作室的教授尼格羅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就指出,網路世界會產生靜態/動態互換(static\mobile transformation):終端機會由笨重難以移動的(電視)螢幕,變成小巧可以移動的(手機)裝置,而傳輸會由空中的無線傳輸,變成固定埋線的光纖傳輸,速度超快。簡言之,「傳輸由動而定、裝置由定而動」,是為靜態/動態互換。

伴隨而來的,就是移動終端機的資訊收集多元,於是中國政府可以輕鬆把所有不同來源的資料庫整合,然後運用大數據技術監控人民,完全沒有規範與限制。數據資料快速膨脹,大數據出現,雲端運算興起,人工智慧技術突飛猛進,都是最近幾十年的技術變革。

網路經濟的利潤,回饋獨裁幫凶

歷史經驗顯示,要極權政府退讓,必須要靠足夠有力的公民社會制衡力量。但是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慧、衛星定位、電子商務等,在極權國家卻是「有利於國家統治」的技術變革。這種技術變革會使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所描述的「自由窄廊」更為狹窄、更不利於社會力的制衡,更不容易產生民主自由體制。其結果,就是大幅升高中國民主內生的門檻。

不止如此,網路世界還有一項有利於獨裁統治者的特質:規模經濟(increasing returns)。網路上孕育的經濟行為有所謂的「網路效果」。例如,臉書的使用者越多,表示你我在上面找到朋友的機率越大,於是增加你我加入臉書的意願。亞馬遜平台瀏覽者越多,就會使廠商更願意在該平台鋪貨,於是商品更齊全,進而使你我更願意去瀏覽。這種需求面所創造的網路效果,當然會產生強者越強、大者更大的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往往會伴隨經濟利潤,而這些利潤,恰可用於收買、馴服網路業者。如果淘寶、微博的老闆膽敢不服從共產黨的指令(例如客人搜尋「六四」書籍沒有攔截往上呈報),那麼黨中央隨時可以撤銷電子商務的特許經營執照。所以簡言之,網路經濟的規模經濟特質,是最容易控制、管理、誘使他人服從的。

「科技牆」會產生外來壓力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類讓極權體制垮台的因子:外在壓力。自古以來,有許多帝國統治者都是被外來入侵者扳倒,但是那不是我所說的情境。在核子時代,大家都避免發生實體戰爭,所以靠外來戰爭逼走獨裁者的戲碼,對核子大國幾乎不可能。川普連擁核自重的金小胖都還畏懼三分,遑論中國的習大皇帝。以下我所描述的,是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九年美蘇之間的冷戰。

冷戰雖然沒有實體戰爭,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Convention)的對峙下,美蘇陣營實質進行了三十年的制度戰爭。一開始,蘇聯的經濟成長率高、太空競賽領先,但是後繼無力。學者指出,蘇聯的制度不利於創造性破壞的創新,經濟成長難以持續,時間一久就敗下陣來。這個分析,是有說服力的。

今天的美國/中國之間的鬥爭,就像是當年的美國/蘇聯,但也有一些差別。第一個關鍵差別是:今天的美/中爭鬥,沒有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之間的地緣對峙。當年的對峙,是美國與西歐諸國軍事同盟,在地理上戰略上劃清界線。蘇聯與東歐國家接壤,所以當年必須要在地緣上結盟。但是今天的中國,沒有與什麼民主國家接壤,而美國與日、韓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六十年前美國與西柏林那樣同仇敵愾。那麼美國/中國之間的關係,究竟有什麼可以與美/蘇之間類比呢?

冷戰結束前夕駐守柏林圍牆的東德士兵。(AP)
冷戰結束前夕駐守柏林圍牆的東德士兵。(AP)

網路雙軌是虛擬空間的圍牆

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峙,當年是在執行戰略思想家凱楠(George Kennan)的圍堵(containment)。六○年代的圍堵是個地緣政治的概念,沿著北歐、荷比盧、德國、奧地利等,築了一道軍事牆,把蘇聯勢力鎖在北邊,用時間來耗。但是今天的中國,東邊南邊是太平洋、南海,美國要封鎖並不容易,而北邊、西邊、西南邊,都是美國使不上力的區域。那怎麼可能做地理圍堵呢?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美國帶領的軍事圍堵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要想像現代的圍堵,一定要記得把三十年前沒有出現的資通產業納入圖像。三十年前的資通訊,就只是電腦代工。但是現在不同了。我們只要看看:一、美國要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二、美國宣布制裁中興電子(ZTE),三、美國有國會授權的立法,可以由總統宣布實體清單(entity list),准許或是不准某些公司對中國輸出原件或是代工,四、美國與許多國家簽署了瓦聖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你就知道在資通訊與國防相關領域,美國是可能築一道「科技之牆」的。

執行資通訊方面的圍堵,不但有可能,而且在6G時恐怕有其必要。現代戰爭幾乎是資訊戰的延伸,舉凡通訊、晶片、衛星、遙控、定位,全都與資通安全有關。如果這些設備全是獨立的民間公司也就罷了,但是偏偏華為公司姓「黨」、小米公司姓「黨」、北斗星公司姓「黨」、大疆無線姓「黨」……事實上所有中國公司都姓黨。中國不但推「中國製造 2025」,最近又推「中國標準2035」。這樣的資通訊產業稱霸作為一旦成功,就必然會癱瘓掉民主國家的國防。美國與西歐、日本,就算想要不理會,都做不到。

資通訊雙軌的新均衡是什麼?

如果在資通訊方面美國與中國決裂,各自串連盟友結盟,後果大概是:美國、西歐、日本、韓國、澳洲等形成(例如6G)「美規」,而中國、非洲、中亞、巴基斯坦等形成「中規」。中規與美規二軌之間,除了技術面區隔之外,究竟還會產生什麼操作面的障礙,目前還不清楚。

所以簡單地說,將來的科技圍牆,最小範圍是瓦聖納協定的國防產業加上資通訊產業的產製環節;最大範圍則是雙方在諸多應用面環節也各自築牆。六十年前的NATO圍牆,是在地緣上的阻隔,但是將來的圍牆,卻是在虛擬空間(cyberspace)上。它所產生的經濟效果,還有非常多的模糊,目前尚未明朗。

回到原本的討論。你若期待中國共產黨政權垮台,比較有可能的動力,來自於西方國家形成一個新形態的圍堵。例如:歐巴馬時代想推動的TPP+TTIP,後者是《環大西洋投資貿易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就是一堵關稅圍牆。

中國想玩鳥籠、想關起門來做老大,歐美國家也許就建起圍牆讓他們在牆內玩。遲早,極權體制的劣性就會出現,就會把中國逼出原形。這個局面要多久才會發生?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如果這樣的新圍堵發生,習近平就算做皇帝,他的地盤就少了一半。這也許是歐美希望的。

新冷戰圍堵,制度決定勝負

我前文之所以一直預測科技雙軌會出現,一方面是因為美/中資通訊技術面的必然脫鉤,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以黨領政的制度,與民主社會的自由經濟格格不入,此節我們已經在〈民主與極權體制的必然經濟矛盾〉一章中有所說明。也因為如此,民主與極權企業的併軌終究不可能,也就更容易出現雙軌制。

在雙軌之下,那個多行不義的一方、欺壓霸凌他人的一方、完全悖離人文價值的一方,就是最有可能垮台的一方。這是我的預測,也是在回答楊小凱當年大字報的問題。

中研院士、前WTO常任代表朱敬一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中研院士、前WTO常任代表朱敬一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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