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即《八一七公報》（August 17th Communique）簽署兩個月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發表了一份備忘錄，明確指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兩岸架構，是「北京與台北某種形式上的和解或共識，讓中國的這兩個部分能夠和平共存」（If Beijing and Taipei could reach some form of accommodation or association that would permit the two parts of China to coexist peacefully）。
此刻台灣已經由「十大建設」實現經濟上的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雖然缺乏國際社會的承認，在制度上卻有絕對的優勢，完全不必擔心在與中共的談判中被對方吃掉。然而蔣經國也好，宋美齡也罷，那個時代的國民黨人都曾在過往與中共的談判中受騙上當，並不願意推動兩岸的官方接觸。蔣經國生前唯一做的，僅止於從人道考量出發，允許外省老兵返鄉探親而已。
要等到李登輝上台，宋美齡、沈昌煥等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國民黨元老派逐漸失去權力後，台灣才重新推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官方接觸。而蔣經國在他去世前，也透過廢除黨禁和報禁，賦予了李登輝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政治基礎，將與大陸談判的權力交還給了「台澎金馬地區」的人民。換言之，兩岸重新接觸其實也是8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產物，符合美國的期待。
延續「門戶開放」政策的「九二共識」
推動90年代兩岸重新接觸的，除了以李登輝、辜振甫、許惠祐還有蘇志誠為代表的國民黨「本土派」外，主要就是陳長文、邱進益、焦仁和、蘇起以及馬英九等第二代外省精英，即所謂的「革新保台派」。他們的共同點，是通通都有前往美國留學或者出使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是黨內「親美派」或「知美派」的代表人物，比小蔣更能適應1972年後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他們以《上海公報》中「美方認識到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的字眼為基礎，認為無論《中華民國憲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所以兩岸人民都自認為「同一個國家」的中國人，這讓兩岸官方有了重新接觸的基礎。不過對於由哪一個「政權」代表「中國」，兩岸又受到「一中憲法」的影響無法形成「共識」。
畢竟《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相互排斥的，中華民國從來不承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將中華民國視為已經被推翻的「前朝」。雙方的統一目標都是建立在消滅對方的前提下，導致兩岸遲遲無法推展官方接觸。所幸《上海公報》沒有明確提出「誰代表中國」的這一點，讓兩岸能夠在「一個中國國家，兩個中國政權」的基礎上展開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