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1月11日，中華民國政府分別完成與英國、美國《平等新約》的簽署，為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面臨的「百年國恥」畫下句點。或許對於支持汪精衛和毛澤東的中國人而言，《平等新約》只是把過去分散於日本及歐美列強手中的在華特權集中到美國這個單一霸權手中，所以蔣中正仍是一個該被打倒的「美帝買辦」，可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仍是中華民國司法節的由來。
因為《平等新約》不只規定英美兩國將在華租界歸還給國民政府，還必須廢除治外法權。中華民國的司法自此完全脫離於外國干涉，從而讓1月11日這天成為中華民國的司法節。然而司法節並不只是中華民國的翻身之日，卻也是一個反應百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一個象徵之日，尤其是在拜登（Joe Biden）總統即將上台執政的今天，回憶起來更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
《平等新約》的簽署，是美國1898年推行「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以來，在對華政策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而「門戶開放」政策的核心精神，就是維持中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以確保美國的在華利益不會被俄羅斯、英法以及日本等列強瓜分掉。也是靠著這個「門戶開放」政策，大清帝國除外蒙古之外的領土都還被留在中華民國的版圖之中。
不過美國並非一開始就如今天一般是一個超強國家，而且美國公民受到孤立主義影響，沒有加入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提倡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所以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沒有一個連貫的對華政策。美國一方面反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可另外一方面又還沒有準備好為了中國與日本大幹一場。
然而無論如何，進軍太平洋已經成為美國的終極目標。不只是日本，俄國與英法都將成為美國稱霸亞太的潛在競爭者，此刻中國還是一個「大而弱」，而且還「不統一」的國家，尚不具備當美國競爭者的能力。可是中國龐大的領土與人口，卻又讓美國不得不從市場還有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積極爭取中國成為稱霸亞太的盟友。
尋找「我們的中國」
美國政府受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影響，長年對舊大陸事務持不介入態度，所以一切對華政策的形成，都仰賴在中國活動的美籍傳教士、商人以及學者。這些美籍傳教士、商人和學者當中的有識之士，從正處於革命狀態的中國認識到了中華民族主義的力量，並認為這股力量只要爆發出來，必將成為美國推翻日本、俄羅斯還有英法等傳統殖民勢力的最大助力。
所以美國雖然也是廣義上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時也已經併吞了菲律賓，可是卻有意識的不侵佔中國一塊土地。甚至在參加完鎮壓義和團的軍事行動後，將庚子賠款轉而用於培養大量的中國知識份子，目的就是要讓即將崛起的中華民族主義為己所用。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曾經鼓吹阿拉伯民族主義來對抗鄂圖曼帝國一樣。
然而英國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投資，卻只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而已。「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就此成為歷史，英國人馬上取代土耳其人，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新一代壓迫者。不像美國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投資，是從大清帝國一路投資到中華民國，再從北洋政府扶持到國民政府的。
尋找或者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中國」（Our China），可視為除了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統一之外，另外一個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指標。不過清朝在1911年的垮台，換來的卻是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美國雖然從1913年起就承認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然而即便是北洋政府都在袁世凱去世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使美國遲遲找不到「我們的中國」。
要等到接受蘇聯援助，有「紅色將軍」外號的蔣中正在攻克上海、南京後宣佈清黨，結束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並於1928年將北洋政府送入歷史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正式為美國認定為「我們的中國」。蔣中正與宋美齡的婚姻，還有他受洗為基督徒的歷史，都在這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如前所述，傳教士從19世紀末以來就扮演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推手。
「不承認主義」
既然有「我們的中國」存在，就一定同時還會有一個（或數個）「他們的中國」（Their China）存在。美國在主觀上希望中國是一個統一又親美的國家，這樣美國才能真正壟斷中國的市場。然而客觀上，美國卻也認知到要讓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又親美的國家非常困難。尤其日本、英法與蘇聯也都各自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希望能建立親近他們的中國。
而在30年代初期，英法支持的北洋政府已經垮台，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尚不成氣候，只有日本有能力在這場代理人戰爭中與美國對抗。所以在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的1932年1月7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立即發表了著名的「不承認主義」（policy of non-recognition），拒絕承認日本以武力控制東北的事實。
理所當然，這意味美國不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成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此一「不承認主義」的存在，證明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並非始於1979年，也非始於1949年，而是開始於1932年，目的就是要向日本傳遞以下訊息，即「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東北三省是中國的領土，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基於同樣的道理，美國也沒有承認中國共產黨在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等到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本在中國扶持了不下五個親日政權，這些親日政權多數只能統治中國的部份地區，有的則聲稱要脫離中國成立新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顯見日本在對中華民族主義的觀察與運用上，沒有美國來的準確又靈活。
而當日本認知到中華民族主義的威力，開始扶持汪精衛試圖重建一個代表全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時，卻觸發了美國的激烈回應。1940年11月30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宣佈向重慶提供1億美元貸款，表面上是協助蔣中正解決通貨膨脹問題與購買軍火，實際上是回應日本與汪精衛政權簽署的《日華基本關係條約》，強調重慶的國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自由中國」與「不自由中國」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並與重慶國民政府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自由中國」（Free China）這個冷戰期間代表台灣的詞彙，早從1942年開始就被美國用來形容重慶國民政府的控制區，用來與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區做區別。從追隨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空襲東京的B-25機組人員，在開展任務前被告知要到「自由中國」降落這一點就能看得出來。
顯然在美國政府的認知中，蔣中正的中國就是「自由中國」，汪精衛的中國則是「不自由中國」。而美國之所以強拉英國與重慶簽署《平等新約》，也是為了回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因為早在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會議就通過所謂的《對華新政策》，決定將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取得的英美在華租界和治外法權轉交給汪精衛政權，以爭取中華民族主義支持「大東亞戰爭」。
美國深知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是中國「百年國恥」的源頭，而且自己也曾參加過八國聯軍，如果在廢除租界和治外法權的行動上晚日本半拍，很有可能汪精衛就取代蔣中正成為中國人公認的民族英雄。為了確保中國的領土、資源和人口轉而為日本所用，美國逼著英國與自己放棄實際上已經不在自己手中的在華租界和治外法權，換取重慶國民政府達成簽署《平等新約》的外交成就。
唯有廢除過往列強加諸給中華民族的《不平等條約》，重慶才能向中國民眾證明自己與英美的關係比南京與日本的關係還要平等，才能證明自己這個「自由中國」不是叫假的。畢竟在那個民主價值剛剛起步的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的不只是個人自由，還有國家民族的自由。蔣中正民族英雄的地位，後來又因為他出席開羅會議，收回台灣與澎湖而更為鞏固。
在羅斯福與其繼任者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拉拔下，中華民國還成為了創建戰後秩序的「四強」之一。伴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投降，汪精衛政權退出歷史舞台，無論是哪一個國家都不會懷疑，戰後的中國除了由蘇聯紅軍出兵收復的東北之外都將被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只是沒想到短短四年的時間，「自由中國」就輸到只剩下台澎金馬，整個中國大陸又成為了另外一個「不自由中國」。
蘇聯的滿洲國？
當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雖然杜魯門政府對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失望透頂，可「不承認主義」仍是美國政府採用來因應「紅色中國」（Red China）的政策。因為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蘇聯在中國扶持的傀儡政權，性質如同日本在中國扶持的滿洲國或汪精衛政權，在美國的定義下是違反中華民族主義的。
韓戰爆發後，雖然美國在支持蔣中正的同時，也扶持張發奎將軍與蔡文治將軍在香港領導的「第三勢力」，甚至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非共」民族主義勢力展開接觸，可是華府在外交上仍認定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否則的話，美國政府是不會施壓日本吉田茂政府與台北簽署《中日和約》的。
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上台後，尤其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簽署後，中華民國完全恢復了美國政府定義下「我們的中國」地位。尤其是在東南亞叛亂，試圖推動紅色革命的馬來亞共產黨和泰國共產黨要不是組成對象以華人為主，就是背後得到大量來自中共的支持，台灣的幫助對英美而言更是需要。
所以美國和已經與中共建交的英國，從50年代到60年代都支持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位，包括一般會員國和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就是要讓海外華人相信「自由中國」仍能在國際社會上代表「中國」。僑務委員會於東南亞地區推動的僑教政策，也得到美英兩國的大力支持，好讓星馬地區的華人相信中華法統仍在台灣，從而降低他們支持共產革命的機率。
不過時局發展到了1969年，隨著中共與蘇聯在珍寶島大打出手，美國政府確認中共終於不再是「他們的中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不再是蘇聯「他們的中國」，可中華民國這個「我們的中國」卻又不能為美國所一腳踢開。尼克森在1972年2月訪問中國大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為「中國」兩個字做出全新的定義，於是就有了所謂的《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é）。
「一中屋頂」的成形
提到「一中屋頂」，近年來提倡最為大力者非《聯合報》總主筆黃年前輩，可事實上「一中屋頂」的概念可追溯到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報》。此刻中華民國雖然已退出聯合國，卻仍然是獲得美國外交承認的「我們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不再是蘇聯「他們的中國」，卻也還沒有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同時將兩案納入美國的反蘇陣營，都變成「我們的中國」，自然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就好比日本成立汪精衛政權後，其實也沒有放棄爭取蔣中正的工作，目的就是讓南京與重慶合併成為「一個親日的中國」。抗戰勝利後，美國也一度致力於推動成立一個同時包括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可最後也是以失敗告終。如今美國與中共重新接觸，尼克森自然希望兩岸的中國政府都能成為美國抵抗蘇聯的盟友，不希望因為交了中共這個「新朋友」，就放棄中華民國這個「老朋友」。
然而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調停的失敗，也讓尼克森認知到中國問題實在是太複雜，最好由兩岸中國人自己談判解決。所以在《上海公報》中，就出現了「美方認識到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的內容。美國唯一堅持的大原則，是兩岸必須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彼此的糾紛，不得以武力改變現狀。
1979年1月1日，卡特（Jimmy Carter）走完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最後一里路，正式宣佈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根據鄧小平「斷交、毀約、撤軍」的建交三條件，美國與中華民國結束邦交，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且從台灣與澎湖撤出美軍。美國雖然名義上「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對中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卻只使用「認識」兩字。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在卡特宣佈與中共建交的同一天出台，更證明美國實質上並沒有放棄中華民國這個「我們的中國」，而僅僅只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當前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國最後到底會變成什麼模樣，還有待兩岸談判協商出一個結果才能決定。一個「超越政權概念的中國」，也從此刻誕生，並成為美國政府積極爭取的目標。
兩岸的重新接觸
美國政府始終相信，中國人對民族主義的信仰是超越共產主義的，即便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共領導人也是如此。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戰役，證實了美國這點判斷是正確的，只是比美國方面預期的晚了20年才到來。而且毛澤東對中國大陸長達26年的暴虐統治，實在距離美國心中「自由中國」的形象相差太遠，所以雙方必須要等到鄧小平這個文革受難者上台後，才完成真正的建交。
從卡特、雷根（Ronald Reagan）到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歷屆美國總統，都將擊敗蘇聯視為美國的首要任務，並希望兩岸能夠經由政治協商解決彼此爭議。談判的終極目標，是爭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擺脫共產主義與一黨專制，重新回歸自由世界的大家庭，再度成為「我們的中國」。不過美國政府也考慮到，要讓中共即刻放棄一黨專制並不現實，所以在擊敗蘇聯前的政策是先讓兩岸「和平共存」。
1982年10月，即《八一七公報》（August 17th Communique）簽署兩個月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發表了一份備忘錄，明確指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兩岸架構，是「北京與台北某種形式上的和解或共識，讓中國的這兩個部分能夠和平共存」（If Beijing and Taipei could reach some form of accommodation or association that would permit the two parts of China to coexist peacefully）。
此刻台灣已經由「十大建設」實現經濟上的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雖然缺乏國際社會的承認，在制度上卻有絕對的優勢，完全不必擔心在與中共的談判中被對方吃掉。然而蔣經國也好，宋美齡也罷，那個時代的國民黨人都曾在過往與中共的談判中受騙上當，並不願意推動兩岸的官方接觸。蔣經國生前唯一做的，僅止於從人道考量出發，允許外省老兵返鄉探親而已。
要等到李登輝上台，宋美齡、沈昌煥等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國民黨元老派逐漸失去權力後，台灣才重新推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官方接觸。而蔣經國在他去世前，也透過廢除黨禁和報禁，賦予了李登輝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政治基礎，將與大陸談判的權力交還給了「台澎金馬地區」的人民。換言之，兩岸重新接觸其實也是8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產物，符合美國的期待。
延續「門戶開放」政策的「九二共識」
推動90年代兩岸重新接觸的，除了以李登輝、辜振甫、許惠祐還有蘇志誠為代表的國民黨「本土派」外，主要就是陳長文、邱進益、焦仁和、蘇起以及馬英九等第二代外省精英，即所謂的「革新保台派」。他們的共同點，是通通都有前往美國留學或者出使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是黨內「親美派」或「知美派」的代表人物，比小蔣更能適應1972年後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他們以《上海公報》中「美方認識到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的字眼為基礎，認為無論《中華民國憲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所以兩岸人民都自認為「同一個國家」的中國人，這讓兩岸官方有了重新接觸的基礎。不過對於由哪一個「政權」代表「中國」，兩岸又受到「一中憲法」的影響無法形成「共識」。
畢竟《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相互排斥的，中華民國從來不承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將中華民國視為已經被推翻的「前朝」。雙方的統一目標都是建立在消滅對方的前提下，導致兩岸遲遲無法推展官方接觸。所幸《上海公報》沒有明確提出「誰代表中國」的這一點，讓兩岸能夠在「一個中國國家，兩個中國政權」的基礎上展開對話。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解除，讓台灣將中共由原本的叛亂團體重新定位為政治實體。中共雖沒有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為政治實體，但卻從1979年起以「台灣當局」稱呼在台澎金馬地區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也形同承認台澎金馬的治權不在自己手中。此一「共識」建立之後，才有辜振甫與汪道涵1993年在新加坡的會晤，推進兩岸的經貿和文化交流。
當然兩岸當局為了保護自己的顏面，對這個「共識」有不同的解讀。台灣認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爲其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台方則認爲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爲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分。」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則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雖然沒有明確說明兩岸有「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空間，卻也在這段文字中認知兩岸尚未統一，實際上承認了台灣做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此種「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態度，就是焦仁和在1995年所提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和蘇起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九二共識」。
「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勢力的崛起
「九二共識」的基礎，可追溯到1972年的《上海公報》，可原點卻是1898年的「門戶開放」政策，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又親美的中國」。然而美國與「兩岸的中國政府」都忽略了「台灣本土意識」在70年代已經發芽，並且在90年代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而成長茁壯的事實。台灣的未來，已經不是幾個「親美派」中國人與大陸談判一下就能輕易決定的，而是必須要先在島內先取得過半數以上的民眾支持。
隨著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還有蘇聯在1991年的瓦解，美國開始將「和平演變」的對象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然而中共領導人卻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四個堅持」回應美國的「和平演變」，讓美國相信在沒有蘇聯威脅的情況下，要推動中共的政治改革難如登天。
所以對於李登輝和民進黨在9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政策，美國起初採取堅定不移的支持態度，認為這符合民主的潮流。李登輝也因為推動總統直選，成為西方媒體筆下的「民主先生」。如果連同一時代的南非共和國，都擺脫了由少數白人精英統治的局面，選出了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台灣人又有什麼理由不能在中華民國的有效統治區裡選出自己的總統呢？
也因為中華民國的民選總統，是由台澎金馬地區的人民選出，而不是由包括大陸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選出，此舉破壞了「一個中國」原則，於是就有了1995年到1996年的軍事演習。為了捍衛中華民國這個華人5,000年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民主共和國（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美國派出航空母艦打擊群駛入台灣海峽，順利推進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自此以後，台灣順利轉型為民主國家，實至名歸成為了美國人心目中的「我們的中國」。然而當台灣人開始出現「不想再當中國」的聲音，推動起「去中國化」政策的時候，也會第一時間遭到美國的反對。從李登輝在1999年發表「兩國論」，到陳水扁上台執政後高喊「一邊一國論」，乃至於推動「防禦性公投」都遭到美國政府反對的情況來看，顯然美國只支持台灣搞「本土化」，不支持搞「去中國化」。
「我們的中國」必須存在
前駐美大使沈呂巡曾經回憶，在民進黨當局推動「去中國化」政策最高峰的時候，他曾被華府詢問過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台灣政府究竟自認繼承的是清朝最後一個皇帝，還是日本的最後一個台灣總督」？後來沈呂巡大使請示台北的外交部，給了「繼承清朝最後一個皇帝」的答覆之後，陳水扁政府才通過了美方的考驗。此一說法，恰恰證明了美國仍希望台灣繼續扮演「我們的中國」角色。
美國反對台獨，並不只是懼怕台灣單方面改變現狀會引來中共的武力統一，而是在於中共自從蘇聯瓦解之後，脫離美國將中國大陸改造成「我們的中國」這項目標越來越遠。中共雖然不再是蘇聯「他們的中國」，卻也不願意當「美國的中國」，而是希望把中國建設成「屬於『中國人民』的中國」。當然在中共的定義下，「中國人民」代表的不是全體13億中國人，而僅只是8,000萬中國黨員。
所以對中共的「和平演變」還是要推行下去，而逃亡美國的民運與法輪功份子雖然擅長於揭露中共的弊端，但是卻實在沒有辦法成為引領中國走上民主的自由燈塔。馬英九在2008年的上台執政，讓美國看到了「透過中國人演變中國」的希望，所以小布希（George W. Bush）曾以「台灣是亞洲及世界民主的燈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來恭賀馬英九的當選。
馬英九積極推動兩岸的經貿文化交流，確實在他執政的八年時間內有效動搖了中共對大陸民眾的思想控制。大量「國粉」和「民國派」在大陸的年輕世代中竄出，甚至連支持台獨的對岸人士都開始出現。也難怪2015年11月的馬習會，在美國獲得極為正面的評價，還為後來川普（Donald Trump）與金正恩的歷史性會面樹立典範。只是馬英九對大陸的「和平演變」，始終無法擺脫來自島內台獨勢力的箝制。
民進黨從權力鬥爭的角度出發，指控馬英九強化與對岸交流的行為是「賣台」，以激起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反感。馬英九仰賴「九二共識」建立的兩岸關係，最終因為不受台灣年輕世代歡迎而走向破局，卻反而讓習近平找到了抗拒台灣「和平演變」攻勢的最佳理由，進而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帶領中國大陸走上重回毛澤東路線的「回頭路」，給自由世界帶來了重大挫敗。
川普支持台灣獨立嗎？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2016年到2020年這四年的時間裡，到底川普有沒有支持台灣獨立？中共的崛起，還有習近平向鷹派路線的靠攏，確實激起了川普與中共對抗的意志，才有了後來的「貿易戰」、「科技戰」甚至是「新冷戰」，可是川普在對台政策上，其實從來沒有脫離過「一個中國」的政策，即在他的認知中其實台灣仍然是「中國」的一部份。
他唯一做出的調整，就是改變了1972年美國兩黨建制派設置的兩岸遊戲規則，從原本鼓勵兩岸談判變成鼓勵兩岸對抗。因為自馬英九上台執政，轉而推行與大陸緩和的政策以來，鼓勵兩岸對抗就成為了民進黨的神主牌，所以鼓勵台灣與大陸對抗的「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自然而然看起來就比較有利於民進黨，並得到香港反送中支持者，還有海外民運與法輪功人士的擁護。
當然挺川普的，其實也不是只有民進黨、香港反送中運動支持者、民運以及法輪功人士而已。許多出自深藍陣營的反共統派人士，也為「川普主義」的出台歡欣鼓舞。比起民進黨人而言，主張「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深藍人士受到美國建制派打壓的時間更為長久，從尼克森時代延續到今天也有將近50年的日子了。川普對中共的強硬政策，無疑讓他們有了一吐怨氣的機會。
尤其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不只一次強調美國反對的是「中共」，不是「中國」這點，讓他們相信美國回頭承認中華民國為「我們的中國」，甚至於「唯一的中國」之可能性。畢竟過去這半個世紀來，不是只有美國建制派冷落他們，中國國民黨的高層打從連戰上台以來，表現得也越來越像美國建制派。如今美國扭轉往日鼓勵兩岸和平交流的政策，讓他們看到了「反攻大陸」的希望。
也難怪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以林家興為代表的一批黨內少壯派青年站了出來推動「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運動」，就是希望國民黨能趕搭上「川普主義」的便車。國民黨少壯派的出發點值得肯定，然而川普的反共決心是否真如他們所認為的那麼堅決有力，筆者卻始終抱有疑問。畢竟川普的路線，是在壓制中共的同時也疏遠北約和日韓等傳統的美國盟邦，反而讓美國自身陷入更為孤立的狀態。
以恢復多邊主義為職志的拜登
就以對日政策來看，川普居然提出要日本政府為駐日美軍提供每天89億美元的經費。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同意了這項要求，肯定會激起日本人民的激烈反對，而且川普也絕對不會以89億美元為滿足。最後的結果，反而可能是美國提早從日韓撤出所有美軍，把東亞拱手讓給中共。其實不要講那麼複雜的軍事議題，光是從川普一上台就退出TPP，讓中共的RCEP得以在去年底成形，就可以看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反共。
尤其在新型冠狀病毒等議題的處理上，川普對美國國力與影響力帶來的直接傷害更是有目共睹，到現在感染人數已經高達2,110萬，死亡人數則達35萬，瀕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水準。如果再讓川普連任下去，北約各國倒向俄羅斯，日韓與新加坡投入中共懷抱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來看，拜登總統的上台才真正挽救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試圖回歸古典孤立主義，積極強調單邊主義的川普，讓美國在世人面前慢慢失去了累積75年的影響力，所以拜登總統上台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多邊主義，重振美國的威信。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雖然不會恢復到2016年以前一昧安撫中共的態度，事實上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從歐巴馬（Barrack Obama）推行再平衡（Re-balance）政策以來就回不去了，可拜登也不會一昧以鼓勵兩岸對抗的方式來激怒中共。
與中共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將會由拜登總統、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務卿以及蘇利文（Jake Sullivan）國家顧問等美國新政府決策者延續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國勢必會繼續鼓勵台灣扮演「我們的中國」角色，與中共維持正常的交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關係。畢竟假若有天中共真的垮台，美國也還是會需要「我們的中國」來填補大陸的權力空缺，所以台灣是絕對不能脫離「中國」範疇的。
雖然對於到底還要不要繼續扮演這個「我們的中國」角色，以洪秀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希望經由國共談判建立一個真正屬於「全體中國人的中國」，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則是連「中國」都不想當了。然而在中共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政，且台灣又不可能突破美「中」框架宣佈獨立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或許是當前最符合太平洋以及台海兩岸利益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