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擔心廖亦武流亡海外之後，其「監獄文學」的寫作何以為繼。但習近平執政之後呈幾何數字增加的人權案件，卻為廖亦武的寫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這又是一種現代版本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廖亦武如此模擬習近平的口吻：「也許習主席會說，把新疆一百多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集中營，是為了戍邊反恐；在泰國和香港把桂民海、李波、林榮基等他國公民跨境綁架回去，是為了掃黃打非，我習主席這麼偉大、光榮、正確，對愛情和家庭像對獨裁權力一樣忠貞不二，怎能讓你們編排什麼《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維吾爾人的故事和香港人的故事，又可以寫成好多本新書了。
喪屍從來不會解釋它為什麼要咬人，那是它的本能。卡普蘭在回顧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暴政的歷史時發現，一九七一年，西奧塞古出訪中國及北韓，那趟旅行成為他生涯中的一個轉捩點。西奧塞古夫婦傾慕毛澤東和金日成兩人領導作風的一大特徵：以大規模人民動員及整齊劃一的華麗表演向暴君歌功頌德。於是西奧塞古夫婦開始計畫性地將羅馬尼亞塑造成東歐版的中國或北韓。那是被世界史所忽略的「一帶一路」之「前傳」。習近平對輸出中國模式如此津津樂道，是否因為一九八九年被起義者槍決的西奧塞古夫婦向他托夢？而試圖將中國變成惡魔島監獄的習近平，自我加冕為終身監獄長，難道就能避免西奧塞古的命運降臨到他身上嗎？
當年還有香港可逃，今天的香港人逃到哪裡去？
廖亦武筆下的囚徒，沒有最慘的，只有更慘的。有些人的霉運超乎人的想像，此前我曾寫到過台籍日本老兵的故事——日本投降後，被編入國軍，在中國作戰，被共軍俘虜，又被共軍編入志願軍赴朝鮮作戰，然後被美軍俘虜，最後選擇回到台灣。廖亦武採訪到一位名叫于東山的老人，他少年時被抓壯丁到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共軍俘獲後，又被編入解放軍參與金門登陸戰，結果全軍覆沒，被國軍俘虜後送到火燒島戰俘營——跟台灣的政治犯僅一墻之隔，然後又作為「反攻大陸」的先遣人員派往福建，被中國民兵抓獲後以「台灣先遣特務」之罪名重判十五年，刑滿後不得釋放，仍然「留場就業」，他將老鼠肉縫進自己的胸膛製造身患絕症的假相，這才被釋放，三年之後卻真的患上了肺癌。這些生命故事可謂慘絕人寰，他們遭遇的並非霉運，而是走馬燈似地登場的暴政、暴君和暴民。
大部分中國人被獄卒完全「規訓」了，喪失了逃離瘋人院的勇氣，乃至對監獄長歌功頌德，就像根據斯蒂芬·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那個習慣了在監獄中的生活、被釋放之後反而上吊自殺的老頭。只有少部分人還保有越獄的決心並付諸實踐，但即便越獄成功，來到自由世界，他們也常常水土不服，難以承受「自由之重」。比如，唐存理的父親是被共產黨槍殺的國民黨軍統高官，他在共產黨治下從來沒有好日子過，一九五九年因試圖從廣州偷渡香港或從西藏偷渡印度而被捕，送入勞改營。八零年代經商致富，又因為支持八九學運，再度成為國家的敵人，後來歷經磨難從香港流落台灣。儘管獲得李敖台灣身份，也知道「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民眾都傾向於台獨」，他卻對台獨不以為然，對風雨飄搖的百年老店國民黨更深感失望。「此心安處是吾鄉」，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固守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最後就會什麼認同都沒有。唐存理式的人物，是海外中國民運的主流——如果真有這個圈子話。這個圈子為何盛產怪誕而僵硬的國粉、蔣粉乃至韓粉，在此一背景下可加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