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誰是棄台論的始作俑者？

美中之爭不僅是大國之爭，更是價值之爭

美國國際關係學界重鎮米爾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提出「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一個大國明白最好的保障自身安全的辦法就是儘快成為國際社會的地區霸主」。他強烈反對任何基於夢想、理想、意識形態、宗教等形而上因素而採取的戰略或戰爭。他反對美國為民主自由價值而戰，反對伊拉克戰爭，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也反對美國介入香港和台灣問題。這種理論推到極端，用米氏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國家的國家制度形式，不論是專制還是民主，對國際關係並不重要。」

米氏認為，國際政治環境是無序的、無政府的，這意味著國家的不安全感是永恆的，因此對力量的渴望也會是永恆的。在他看來，現實主義是理性的，也是冷酷的：「大國的主要關懷是如何生存。它們很快就意識到，權力是其生存的關鍵。」所謂進攻性現實主義，就是作為已確立的霸權，美國要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新的霸權的挑戰先發制人，而不是防禦性地維持現狀：「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原因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的稀缺性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力量這一行為創造了巨大的驅動力。為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採取進攻性戰略，導致衝突和戰爭頻頻發生，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

米氏對自己的理論相當自負：「攻勢現實主義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個角落和縫隙，但在大部分時間內它仍是引導人們穿越黑暗的極好工具。」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梅特涅和季辛吉，他的理論若用一句中國古話來形容就是「春秋無義戰」。

基於其攻勢現實主義的觀念，米氏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關係將步入危機，他說自己在別國這樣講，在中國也這樣講。他指出：「2008年以後，中國一方面繼續崛起，一方面挾積累下來的實力開始活動筋骨，結果既嚇壞了鄰國，又驚動了美國。」按常理，這樣的學者會被中國視為「死硬的反華分子」。但有趣的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出版後，中國學界立即注意到這本書，立即由官方組織翻譯出版，成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當紅讀本，米氏也數次受邀到多所中國名校舉行講座。仔細分析，中方的做法並不矛盾：中方深知，米氏既然是現實主義者，除了權力和利益之外沒有其他信仰和信念。權力與權力之間、利益與利益之間，可以尋求某種妥協和交集。因此，米氏被中國視為可對話的人物。反之，如果是堅持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學者，就是中共不共戴天的敵人。 （相關報導： 孫慶餘觀點：「內政」迫害人權該受國際干涉 ｜ 更多文章 ）

米爾斯海默是民主黨推崇的戰略家，常常為柯林頓政府和歐巴馬政府建言，也是希拉蕊競選期間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他的國際戰略特別是對華政策有沒有取得良好效果，從柯林頓和歐巴馬時代貽害無窮的綏靖政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忽視的關鍵問題是，美中矛盾，比地緣政治衝突更深層的是意識形態之爭。川普政府恰恰看到並堅持這一點。曾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管的基隆·斯基尼（Kiron Skinner）說過，美中競爭「是一場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鬥爭」。2020年5月，白宮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指出美中的矛盾集中在經濟、價值觀和國家安全三大方面。其中，「我們的價值觀所面臨的挑戰」部分，第一段即這樣論述道：

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宣導的價值主張，挑戰了美國的基本信念，即每個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這一代領導層的領導下，中共加快努力，將其治理體系描繪為比所謂「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體系更優秀。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與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競爭。二零一三年，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呼籲中共要為兩種相互競爭的制度之間的「長期合作與衝突」做好準備，並宣稱「資本主義必將消亡，社會主義必將獲勝。」

不知己：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基督教文明的最後堡壘

人們過於崇拜西方名校及名校中的名教授。其實，很多大師徒有虛名，其著述處處是常識性錯誤，漏洞百出，目不忍睹，其發出的預言往往也淪為笑柄。米爾斯海默就是其中之一——儘管有台灣學者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劇》台灣版的序言中讚譽其宛如「先知」。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但米爾斯海默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果他是一名將軍，在戰場上必定一敗塗地。幸虧他只是一名書生，只能在大學裡紙上談兵。

以不能「知己」而言，米氏對美國存在兩大錯誤判斷，而他的所有論述都建立在這兩大判斷的基礎上，就如同在沼澤地上修建摩天大廈，無論其設計多麼標新立異、其材料多麼環保綠能，一陣風吹來必然倒地散成一片廢墟。

首先，米氏認為，全球並沒有一個國家是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一樣只是區域霸權。「每個大國都想支配世界，但沒有哪個國家已經或可能擁有成為全球性霸主的軍事實力。」獲得地區霸權的國家在其他地區只能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然而，所謂「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或許只能用來形容大英帝國全盛時代英國的歐洲政策——英國盡量避免介入歐洲的內戰，而竭力促成歐洲諸大國達成某種脆弱的權力平衡。但冷戰結束之後至今三十年來，美國確實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僅僅是區域霸主。這個身份是由無數事實和數據來支撐的：美軍目前在美國本土之外擁有686個「基地位置」，其中六十四個基地被五角大樓稱為「現役重大設施」，駐扎在海外的美軍及眷屬和服務人員多達50萬，他們分佈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強大的海軍可迅速以將其龐大的軍力投射到全球任何一個區域（往太平洋和大西洋彼岸投射兵力，技術上並沒有米氏認定的那麼困難），取得對該地區的強權的壓倒性優勢，這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做到的。以歐洲事務而論，南斯拉夫內戰這種發生在歐洲家門口的區域戰爭，在經濟上的體量已不亞於美國的歐盟卻在軍事上無能為力，不得不依靠美國領導的北約完成維和行動、擊敗軍閥、重建和平。換言之，美國明明就是重量級拳王，米氏偏偏認為美國僅僅是輕量級拳王，所以米氏為美國規劃的國際義務比美國實際上具備的承擔能力要小得多。 （相關報導： 孫慶餘觀點：「內政」迫害人權該受國際干涉 ｜ 更多文章 ）

其次，米氏認為，國際關係和大國交涉的動力僅僅是現實主義的、功利主義的，美國也是如此。這種想法表明他對美國自身的歷史與傳統的驚人的無知。不管米氏喜不喜歡，美國是清教徒建立的國家，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都深深打上清教徒的烙印，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背後都有基督教價值作為支撐。比如，米氏堅決反對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這種支持就是價值外交的典型代表，而不僅僅是美國猶太人族群用金錢運作的結果。美國參與的很多戰爭都並非為了其國家利益，而是基於正義之戰的認定。比如，太平洋戰爭前夕，為制止日本在亞洲的殘酷屠殺，美國在經濟上制裁日本，觸怒日本孤注一擲地偷襲珍珠港——若單就利益而論，那時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並不足以讓美國付出投入戰爭的代價去維護。

討論美國的內政外交都不可能離開價值尤其是基督教的背景。美國學者赫茨克（Allen D. Hertzke）在《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中指出，就國內政策而言，「任何代表權理論都必須考慮到宗教面向。把宗教面向視為過時的、違反政教分離的，或把它視為對共和國有害的而加以忽視，實際上即是忽視絕大多數美國公民的真實生活經歷、價值觀和利益」。而就國際政策而言，單單在推動全球宗教信仰自由方面，1998年美國就通過了名為《國際宗教自由法》的標誌性立法，該法促使宗教自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目標。該法在國務院設立了一個新辦公室，並責成國務院就世界的每一個國家的宗教自由狀況發表年度報告。該法還要求國務院列出那些進行或容許特別嚴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問題國家，並設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作為監督國務院和總統的機構，來確保兩者有力的執行立法——這樣的努力真如米氏所認為的那樣，是毫無價值的嗎？

不知彼：中國沒有終結韜光養晦，而是韜光養晦本來就要破繭而出

米爾斯海默不僅不知己，更不知彼——論到中國時，他完全陷入左右手互搏、前言不搭後語的狀態。米氏指出，「中國崛起大概算是21世紀最大的大事，而這件大事有很可能是戰事」，但他又在一篇最新的論文《註定失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興衰》中建議，「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確保他們制定一個可以包含中國擴張的強大有界秩序」——近代以來，從來沒有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成為長久的盟友。「美中共建國際秩序」是與虎謀皮。這位拒絕信仰和價值的學者當然更不能理解聖經揭示的真理——「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軛」。

米氏認為，已有證據顯示，長期以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如今是維持不下去了。他引用鄧小平的名言：「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然後，他又指出：「2009年之前，中國把韜光養晦發揮地很好，沒有引起鄰國和美國警惕。但之後領土糾紛四處爆發，中國也就逐漸被亞洲國家當成了大威脅。」他的這一論述根本不懂得韜光養晦這個中國成語的真實含義：中國並未放棄韜光養晦的政策，此一階段的韜光養晦本來就是為了在下一階段破繭而出。如果用一個比喻來形容，中國外交政策更迭如同一個迅速成長的青年換新衣服，新衣服跟舊衣服仍是同一品牌、同一樣式、同一顏色、同一質地，只是尺寸不同而已。 （相關報導： 孫慶餘觀點：「內政」迫害人權該受國際干涉 ｜ 更多文章 ）

米氏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論述幼稚到了驢唇不對馬嘴的地步。他認為，鄰國都知道拖得越久，中國就越強，權力平衡對自己和美國就越不利。不能等中國變成超級大國才行動，而必須趁中國羽翼未豐把領土先挑出來。所以「最近的爭端其實都明顯不是中國製造」。他正面引用所謂「中國外交家」（中國哪裡有外交家？只有奉旨行事的黨棍和奴才）崔天凱的說法：「我們從未主動挑事，仍處於和平發展道路上。如果你仔細看過去幾年的事情，會發現都是別國開啟爭端的。」米氏在這句話之後的評論是：「他這話說得沒錯。近幾年的問題確實都是中國的鄰國挑起的。」咋一看，我還以為是《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習近平講話。米氏生活在有資訊自由的美國，難道他寫下這樣荒誕結論之前從沒有考察過事實真相嗎——中國出爾反爾地在南海建造人工島且將人工島軍事化，難道是鄰國挑起的嗎？中國反駁國際海事法院的裁決是「一張廢紙」，難道也是鄰國的錯？

米氏的中文太差，讀不懂韜光養晦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或許他應當讀一讀中國政治評論家、人權捍衛者劉曉波題為《韜光養晦：一種下流的外交智慧》的文章。劉曉波寫道，「韜光養晦」作為一種人生智慧，所宣講的生存策略或成功之道，缺少最起碼的現代文明品質，根本無法作為國策或個人的生存策略的道義依託：

把這種古老的中國智慧應用於當代政治和國際關係，就是以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為終極目標，以陳舊的主權高於一切為人類正義之基礎，「韜光養晦」之手段所要達致的目的，決不是以平等的姿態進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是為了達到民族復興，恢復曾經有過的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的地位。……這種只講實力而不講道義、只講抽象的民族尊嚴而不講個人尊嚴、只講國家主權而不講弱勢民族自決權利、只講群體利益而不講個人自由、只講特殊國情而不講普世原則、只是對內強硬而對外一味韜晦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目前的大陸語境裡，要麼是暴虐化的義和團情結，要麼是犬儒化的實用主義。

劉曉波在這裡所批評的，是作為極端實用主義者的鄧小平——「韜光養晦」不過是鄧小平的「貓論」在外交上的應用而已。正如在覬覦最高權力時，他向英明的華主席保證「永不翻案」；在失去權力的恐懼中，他用發展經濟的目的來為刺刀下的穩定進行辯護。同時，劉曉波所批評的，也包括米爾斯海默這樣拋棄價值和德性的西方學者及其服務的政客。

「香港策略」是台灣的選項嗎？

從米爾斯海默的現實主義理論出發，香港和台灣都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國不必為了這兩個地方跟中國翻臉——讓中國認為美國對其領土有野心，由此刺激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米氏後來寫了一篇一鳴驚人的《跟台灣說再見》的文章，倡導「棄台論」。他的觀點被歐巴馬政府部分採納，歐巴馬是歷屆美國總統中對台灣最不友善者，多次表示華府完全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且未經過台灣人民授權而宣稱台灣人民願意與中國統一。米氏的觀點也對希拉蕊頗有影響，所以希拉蕊為饒有興趣地跟某高級幕僚討論如何將台灣「買」給中國。

米氏在其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文章中認為，「香港策略」是台灣最好的選項，所謂「香港策略」就是：「台灣必須接受註定失去獨立且成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接著，台灣要努力確保此情形能和平轉變，並且能夠成北京手中獲得盡可能多的自治權。」他又振振有詞地論述說：「台灣是否會被迫放棄獨立地位，很大程度將取決於未來數十年中，中國的軍事力量能否提升到不可戰勝的程度。台灣自當是竭盡所能地拖延並維持政治現狀。但如果中國保持現在這種驚人的崛起速度與質量，台灣似乎註定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米氏高估了中國的實力，中國崛起乃至超過美國並非必然趨勢，幾年之後，中國夢的肥皂泡已在破滅之中。同時，米氏低估了台灣人民的追求獨立的意志，台灣必定能挺過中國吞併野心的巔峰時刻。

米氏認為，中國對台政策有兩種邏輯——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這又是一個低級錯誤。米氏指出：「兩岸統一是中國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國在此議題上絕不妥協。……中國政權合法性與確保台灣不會成為主權獨立國家即最終的統一，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實際上，民族主義是中共嘴裡咀嚼的口香糖，既可吞下去，也可吐出來，端視什麼時候對自己有利——中共是比米氏更加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者。中共在毛澤東時代承認蒙古共和國獨立，在江澤民時代又與俄國勘定邊界並出讓大筆土地，這些類似於「賣國」的行為並未危及中共的統治，在國內也未激起任何以民族主義為主旨的反對運動。中共的統治並不需要合法性，只要中共掌握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其統治就穩如磐石。另一方面，台灣的獨立並不危及中國自生的國家安全，台灣又不會主動攻擊中國，中國的「不安」多半是其想像出來的。

「香港策略」不僅不是台灣的選項，而且已將香港引入了死地。就在米氏大作發表幾年後的2020年5月，中共強行在全國人大通過國安法，香港淪為一國一制下的「警察城市」。此時再回頭看米氏自以為高明的拯救台灣的建議，不能不說愚蠢之極。米氏難道不知道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它簽署的任何一個條約和協議嗎？米氏並不比福山更聰明，他們的預測很快就成了對他們本人最大的嘲諷。如果稍有自知之明，這位跟中國的那些只會「假打」的功夫大師們差不多的偽學術大師，應當自行封筆、閉關反省了。 （相關報導： 孫慶餘觀點：「內政」迫害人權該受國際干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