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盧爾提議的真實性並無疑問。1966年美國軍方出版的韓戰戰史詳細記載了麥克盧爾提議和隨後的政策討論。雖然西方歷史學界對韓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層政治外交，少數深入研究停戰談判的學者，如Bernstein, Foot, Stueck, Young, 都強調麥克盧爾提案引發了美國軍方與國務院之間的一系列複雜的政策博弈。
與美英學術界相似，中國學者對韓戰停戰談判的研究也集中在高層政治外交，譬如沈志華、楊奎松和陳兼在各自的相關研究中對戰俘本身著墨不多，亦未注意到麥克盧爾提議。而學者型外交官張昆生對停戰談判與戰俘問題的來龍去脈，包括麥克盧爾提議，作出了相當完整地梳理。鄧峰則根據麥克盧爾提議與其他國安會文件，則進一步斷言杜魯門政府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有意利用戰俘問題阻撓停戰，「以實現爭奪全球霸權的戰略目標」。
與貝斯不同，美軍軍史和上述幾位英美學者都沒有得出國安會——特別是杜魯門——批准了麥克盧爾提議的結論。他們謹慎不無道理，因為國安會是白宮的幕僚機構，每天要處理很多文件，並不是每一份都會在國安會主要成員（principals）會議上討論，更遑論批准。貝斯獲得了洩密的麥克盧爾提議，並得知該提議被轉呈國安會，卻沒有證據說明國安會或總統批准了該提議。他很可能是根據1952年初美國政府提出與麥克盧爾提議相似的志願遣返政策而推導出杜魯門和國安會早已批准了該提議。
貝斯的推論看似符合邏輯，卻被兩份新發現的史料所推翻。在拙作的第十章〈停戰談判與美方「志願遣返」戰俘政策之形成過程〉中，我引用新解密的美國中情局（CIA）檔案，証明麥克盧爾提議的確被轉呈國安會，但在1951年9月27日，國安會高級參謀會議決定由新成立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處理該提議。10月15日，參聯會表示要重新考慮該提議，並提出戰俘政策應由參聯會與國務院協商解決，「而勿需再牽涉到國安會」。也就是說，麥克盧爾提議被參聯會撤回，並沒有送達國安會主要成員，也不大可能送到杜魯門總統的辦公桌上。
那麼，美國政府為何於1952年1月初提出與麥克盧爾方案極其相似的志願遣返的原則？其實該政策的形成過程異常複雜，中間經歷不少曲折反復，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的立場各自經歷了180度的轉變，依然對立，其細節在拙作中有詳細的論證。我在此提出對貝斯推論的質疑，只是想提醒讀者，歷史事件的發展往往相當複雜，又充滿偶然性，如果簡單地依據一兩條重要的證據，再按照事件的先後順序而推導出前者是後者的原因，或後者是前者陰謀策劃的結果，這樣的推論往往看似符合邏輯，卻並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