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周恩來並沒有忘記這場失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在2月24日的正式會談中向周恩來提到北越扣留美軍戰俘，周恩來立即答道：「談到戰俘问题，我想說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你擔任副總統時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對此事，我們做出了極大的克制。」壓抑了近二十年的情緒突然迸發，周恩來滔滔不絕地向尼克松解釋蔣介石如何派人進入戰俘營，從而介入戰俘遣返問題。「我們被脅迫去台灣的戰俘，人數不是幾千，而是上萬。」他強調：「我們完全可以就此力爭，我們可以質問：『蔣介石有什麼資格插手戰俘遣返？』但是，考慮到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且我們派出的只是志願軍，我們認為為了戰俘問題而拖延戰爭不好」——假如朝鮮人看到這段話，肯定會很憤怒，因為恰恰是為了爭奪中國戰俘，戰爭多打了至少十五個月。周恩來最後對尼克松說，「我只說這麼多。此事雖已成歷史，但我們仍常記心頭。」很明顯，對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而言，一萬四千志願軍戰俘去往台灣的結局是耿耿於懷卻又難以言說的恥辱。
而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人民的死敵」蔣介石在韓戰中未派出一兵一卒，卻意外地在戰爭的後半段起到關鍵作用，成為這場交戰雙方都沒能獲勝的戰爭的最大贏家。經過韓戰這三年，原本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重獲新生，並重回美國陣營的懷抱。一萬四千名志願軍戰俘拒絕返回中國大陸、堅持來到台灣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不但提振台灣軍民士氣，而且為國民黨政府仍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訴求提供理據。
為了紀念這場重大的宣傳與心理戰勝利，蔣介石政府將這批戰俘稱為「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或「一萬四千名證人」，並挑選形象優良、能言善道的戰俘組成多個宣講團，作為「中共暴政」的證人，遠赴歐美、日本、東南亞巡回演說，以激發世人對台灣的同情以及華僑對國民黨政府的認同。而1月23日則成為法定紀念日「一二三自由日」，在整個冷戰時代，台灣政府每年都隆重紀念這場勝利。
與台灣政府的熱烈慶祝與隆重紀念截然相反，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為堅持志願遣返戰俘而繼續戰爭並付出慘重代價的美國政府對此勝利的態度卻是近乎冷漠的低調。1954年1月23日反共戰俘正式獲釋，美方僅有聯合國軍司令赫爾在東京發表一紙聲明，讚揚這些戰俘「給在共產壓迫下的億萬人民帶來自由的希望」，而華盛頓卻沉默以對，總統艾森豪威爾與國務卿杜勒斯都沒有就此公開發言。
前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奇遜是「志願遣返」戰俘原則的最高決策者，但對美國在戰俘問題上的最終勝利，他們不但在1954年1月不置一詞，而且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回憶錄中亦隻字不提。與杜魯門在戰後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他在1952年5月曾高調宣示：「任何強制遣返戰俘的協議……都完全背離我們在韓行動所秉承的基本道義與人道原則。我們不能為了購買停戰而將人交予敵方奴役或屠殺。」正是因為杜魯門堅持給中朝戰俘免於遣返的選擇，交戰雙方遲遲不能達成停戰協定，戰爭因而延續，也迫使他打消競選連任總統的念頭。儘管韓戰因戰俘問題延宕，因此提前終結了杜魯門的政治生涯，但其堅持的人道原則最終得以貫徹。他的副助理國務卿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讚美他在戰俘問題上展現的道德勇氣與擔當是「我所見證過的所有總統中最勇敢的行為之一。」既然如此，那麼杜魯門為何從未宣揚——或至少提及——志願遣返戰俘政策的最終勝利呢？原因可能在於：自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至1953年7月停戰協定簽字，超過12,000名美軍士兵失去了生命；而戰爭後半段的最大獲益者卻是杜魯門所極度厭惡的蔣介石。顯然，杜魯門不希望世人把韓戰後半段的結局與他所堅持的志願遣返政策聯繫一起來。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堅持志願遣返戰俘，意外地使台灣的蔣介石政府成為韓戰後半段的最大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