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學術界對戰俘研究的忽視可能更嚴重。在中國大陸，由於審查或自我審查，戰俘研究似乎屬於禁區。在威權時代的台灣與韓國，由於韓戰戰俘問題涉及到諸多敏感細節，獨立於官方宣傳的自由研究並不可能。在韓、台民主化之後，此議題又被視作李承晚或蔣介石時代的宣傳遺跡， 而被人遺忘。
學術界對戰俘問題的忽視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失憶：韓戰的後半段——即為戰俘而戰的韓戰——已經被參戰各國所遺忘，無論是政治人物，或是學者，還是民眾。我們不禁要問：有關戰俘的歷史失憶是韓戰成為「被遺忘的戰爭」的結果呢？抑或是其原因——也就是說，是否有某種力量為了使人們忘記戰俘與戰爭延宕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惜使韓戰變成「被遺忘的戰爭」？我傾向於第二種解釋。正如尼采所言，「遺忘……嚴格地說就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壓抑」。
最具諷刺的是，美國與中國，這兩個韓戰與冷戰時期的死敵，各自採用各種手段，包括混淆、扭曲、掩蓋事實以及審查制度，來製造並維持對韓戰戰俘的遺忘。在此意義上，他們又仿佛是製造失憶的合謀者。唯一高調紀念韓戰戰俘的地方是蔣介石與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但有關「反共義士」的敘述與記憶也受到嚴格的控制審查。
美國方面，韓戰期間在戰俘營推行反共教育的美軍心理戰部門的遠東地區主管漢森（Kenneth K. Hansen）於1957年出版《鐵絲網內的英雄》，鼓吹大多數中國戰俘拒絕遣返是西方意識形態的一大勝利。作者強烈的反共意識充斥全書，多處故意隱瞞和扭曲事實。而1968年出版的《共產黨士兵在韓戰戰場上與被俘後的集體行為》利用了大量美軍文件與1953年完成的戰俘口述。當時美國軍方委托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William C. Bradbury等社會科學家到韓國對中朝戰俘進行調查，試圖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瞭解共產黨士兵的行為方式以及思想改造機制（即所謂「洗腦」）。調查組在停戰協定簽署前後訪問了43名中國戰俘，包括9名即將遣返的親共戰俘和34名拒絕遣返的反共戰俘。每位戰俘訪談的時間從兩小時到二十小時不等，平均八九小時，每位戰俘詳細講述自己的出身、教育、當兵和被俘前後經歷。書中詳細介紹幾名重要的反共戰俘領袖，但是除王尊銘外，其他戰俘的全名都未出現。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等多個不同單位曾對超過2,000名中朝戰俘進行過深入的審訊調查，這些審訊紀錄都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卻一直沒有得到使用、整理或出版。直到本世紀初，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UC San Diego）的博士生Jeremy Brown （周傑榮）發現部分美軍審訊紀錄，並於2007年發表了〈從反共到抗美──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與韓戰，1950-1951〉。這大概是幾十年來學術界第一次利用中國戰俘的審訊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