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戰俘「特務」，《厄運》也引用幾名「叛徒」的供詞。他們都是在1952年4月的「甄別」中選擇回國，來到親共戰俘營後卻對地下黨不斷發動流血鬥爭產生恐懼、厭惡和動搖，因而翻越或試圖翻越鐵絲網，以逃避流血衝突。結果停戰後被押送回國，面對審判，有的被處以死刑。比起這些活著回到祖國受審的「叛徒」，另有十七名「叛徒」在戰俘營就被地下黨組織「判處了死刑」（頁406）。相對於其他書對「鋤奸」行動隻字不提或一筆帶過，《厄運》詳細描述了多位「叛徒」的「叛變」動機與過程，他們被處決的過程，以及鋤奸決策者與執行者當時的心態與後來的反思。雖然堅持主旋律的劉白羽對此略有微詞，「有些地方筆墨太重」，但這正是本書重要的價值。
修正與商榷
《厄運》的史料價值毋庸置疑。拙作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20）及即將出版的中文版《被劫持的戰爭：志願軍戰俘與韓戰》（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引用最多兩本書就是《厄運》與《考驗》，各被引用近五十次。于勁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志願軍戰俘，當時沒有互聯網，兩岸尚未三通，中國研究者也不能去美國檔案館查閱資料。我二十年後開始自己的戰俘研究，有幸在海峽兩岸、美國和南美訪問了九十多位倖存戰俘，使用了兩岸、美國及韓國的檔案館。拜多方資料互證所賜，今天我們可以把戰俘研究再推進一步。我和錢鋼老師一起，核對《厄運》中的人名、地名、數字、照片注釋等史實，原版中的一些小的錯誤都在新版中得到更正。
而《厄運》中還有兩個問題或謎團，我想提出來與讀者討論，這都不是所謂的「硬傷」，而是于勁根據當時手中有限的材料作出的解讀。今天的材料更加多元豐富，因此可以得出更精確的判斷。以下辨析材料、論證觀點的過程可清晰地說明戰俘研究的推進。
1. 杜魯門在停戰談判之初就已決定要扣留戰俘？
由於美國政府提出志願遣返戰俘，停戰談判陷入僵局，雙方邊打邊談長達兩年之久。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政府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明顯會妨礙停戰的政策呢？美國政府是否有預謀地強制扣留戰俘以圖阻撓停戰，或故意使中朝方難堪呢？美國政府當然聲稱其動機是基於道義與人道考量。然而，1952年11月1日，美國《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了貝斯（Demaree Bess）的報導，披露早在 1951年7月5日，即停戰談判開始前五天，美國陸軍心理作戰部門主任麥克盧爾（Robert A. McClure）准將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議：出於人道與宣傳的雙重考慮，應將部分不願遣返的中國戰俘送往台灣。參聯會支持該提議，並轉呈給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貝斯稱，該提議得到成員包括總統和國務卿的國安會的批准。因此，在停戰談判之初，美國政府最高層就已經決定不全部遣返戰俘。貝斯揭秘的麥克盧爾提議被廣為引用，成為美國政府預謀扣押戰俘的關鍵證據。由中國外交部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於停戰談判開始前挑選並帶往板門店採訪的法國《人道報》記者貝卻敵（Wilfred Burchett）和英國《工人》報記者魏寧頓（Alan Winnington）1953年初在北京和倫敦出版了他們合著的《巨濟島真相》（Koje Unscreened）。該書引用貝斯，強調強制扣留戰俘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等人的預定政策。于勁在《厄運》中也沿用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