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兩篇文章的讀後感 ——「為何說此次新冠疫情危機將成為歷史轉折點？」(Why this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作者為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約翰.格雷(John.Gray)。「我不認為新冠病毒會改變全球秩序」(No, the Coronavirus will not change the global order)，作者為前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國務卿助理約瑟夫.奈爾(Joseph Samuel Nye, Jr.)。
格雷認為這次疫情是歷史轉折點，奈爾語帶保留地認為不是。兩者的觀點看似相反，不過因為著重的層面不盡相同，因此上述兩篇文章並非完全針鋒相對的論述。
格雷是政治哲學教授，專攻分析哲學與思想史。奈爾是政治學學者，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創始人之一，「軟實力」概念的首倡者。由知識背景可知，格雷對任何影響力較大的主義，都採取相對安全的距離。奈爾則旗幟鮮明地擁護一種主義，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在知識態度上的差異，決定了兩者看世事的尺度與角度上的不同。別誤會，我無意誘導讀者在這兩種知識態度上區分高下，目的僅在於澄清兩篇文章先天有別。
不能不提，兩人的共同點是 —— 非唯物論者。畢竟，會研究思想史與倡議軟實力的知識份子，很難是堅定的唯物論者。補充一點，我並沒說他們是「反唯物論者」。
再者，以大環境背景論，兩個作者的盛年，是西方文明的壯年，而這個文明如今備受內外煎熬，以至於未老先衰。兩篇文章的共同點是，不甘承認家道中落，但坦承家業出了大問題。
進入正題。
格雷從人類命運的角度破題，他知道最值得在意的不是哪個國家起，哪個落，而是全球化會因疫情而改觀，這問題攸關全人類。綜觀全文的語意與企圖，格雷正是那群被「求口罩」現象嚇到的強國人之一。這群人警覺此前超長供應鏈的全球化(格雷稱之為超級全球化)，讓先進國家面對意外時顯得不堪一擊，因為歐美強國們早就將利潤不高的「粗活」丟給亞洲國家去做，而這些粗活技能卻在面臨危機時至關重要。
世界末日後，對剩下的人類而言，木匠重要還是時尚設計師重要？答案不言而喻。(當然也有不同看法)。
西方菁英對此窘境有兩種解套法，其中一種就像格雷: 得找回一點粗活自己幹，超長供應鏈的全球化必須拋棄，盡可能縮短供應鏈才是王道。另一種就像奈爾：不能因為一次地震，家中樑柱裂了，摔壞了幾個古董，全家就都改去學木工或學做古董修復師，家還沒垮，地震也不常發生，不至於此。
簡言之，兩個作者都認為全球化確實受到疫情影響，但程度有別，格雷認為全球化面臨質變與翻新，奈爾認為只是量變與調整。
從全球輿情反應看來，奈爾這種強自鎮定的看法居於少數，格雷這種迫切想改革全球化的看法居於多數。相對於站隊新自由主義的奈爾，與各種主義保持距離的格雷比較能接受改變，哪怕過程是痛苦的。 （相關報導： 風評：防疫百日有成，陳時中準備組閣嗎？ ｜ 更多文章 ）
因此，當討論到大政府與小政府的議題時，格雷能較無罣礙地擁抱大政府，據他所稱，英國一向傾心於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相對地，顯然仍相信(少管民間閒事的)小政府的奈爾，在病毒碾壓美國聯邦政府時，避開了這個議題，而將矛頭指向領導階層的「反開放」，與在國際組織裡「退群」，甚至放其全球領導的角色，而這是完全違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的失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