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康泡沫的九十年代末期，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是所有成長迅速的新創退出的首選。
在那些瘋狂的日子中，許多新創成立不到一兩年，就聘請投資銀行協助他們在納斯達克上市。名校的MBA畢業生首選工作也不再是投資銀行或者投資顧問公司，而是到矽谷加入準備IPO的新創公司，西裝筆挺地陪著創業家和投資銀行家們在全國各地馬不停蹄地路演（Road Show）。在泡沫巔峰時，大量的創業家迷失在其中，以為刺激緊湊的路演就是創業本質，而IPO就是公司成功的證明。
根本上來說一家公司（不一定是新創）IPO有兩種目的，一種是外部性，一種是內部性。
外部性的目的是便於在公開市場上融資。在達康泡沫裡，新創們互比著誰天價搶標到美式足球超級盃的廣告時段，以及誰能提供員工代洗衣物、育兒或遛狗等誇張的私家服務——從公開市場上募來的錢就這樣如流水般地轉手流出去，而無法公開上市的新創則面臨眼球率下滑和員工流失的困境。
內部性的理由則是來自於風險資本家對於流動性的需求。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風險資本基金有固定生命週期，期滿不論表現好壞都得出售所有持股、返還現金給基金投資人。然而在達康泡沫的巔峰時，這並不是上市的主要原因，因為大多數新創在短短一兩年內就追求公開上市，距離風險資本基金需要流動性的年限尚遠。主要的內部原因還是在於投機心理，那個年代新創上市當天股價往往瘋狂翻漲數倍，之後也會持續攀升，許多風險資本基金也都樂得繼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求將公開上市後的漲幅也納為己有。
結果論來說，二十年前的那場泡沫中新創和風險資本家很少以併購為退出目標，若真有發生併購，也多半是兩家新創合併，為的是把眼球或者流量等數字做得更漂亮，好方便投資銀行說故事以兜售上市。
快轉二十年，資本的世界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是2000年達康泡沫破滅，導致公開市場投資人們很長一段時間裡對網路公司避之唯恐不及。回想2012年臉書上市前，華爾街和主流媒體仍舊質疑一個社群網路未來獲利的前景，上市後股價甚至一度跌到上市價的一半以下，現在看起來很可笑，但不能不說2000年的陰影當時仍在作祟。
然後是2001年爆發的安隆和世界通訊公司醜聞，最終導致國會在2002年通過《薩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雖然目的是加強上市公司監督以保護投資人，但相對來說也為上市公司每年增加了許多符合監管的成本（compliance cost），成為新創上市與否的評估考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