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從歐洲黑暗時代（Dark Ages）以來，人類創新的速度。圖上的點，是每十年的平均值──以其中最後一點為例，代表的是一九九○到一九九九年間的均質；灰色線條則是修正後的常態分布狀況。
換言之，一個人想在十九世紀推出一個重大的創新，遠比在二十世紀容易。這並不是因為以前的人受過較好的教育──正好相反，當時能上大學的根本沒幾人──而是因為創新相對較容易，不用是什麼專業的發明家也能搞出個名堂。
創新的高峰，落在一八七三年──大約就是電與汽車時代即將開始的階段。而創新速度的滑落，大約出現在一九五五年之後。相對於國民所得的增加以及在教育上的支出而言，惠普納的資料顯示，我們的創新比十九世紀還要來得少。重要的創新，如今越來越罕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帶來真正有用的創新，我們必須投入更多錢。這一來，則會使得科技報酬率節節下滑。
沒錯，我們總體的創新數量仍在持續增加中，到任何一家科學研究資料中心逛逛就能得到證明。但是，無論從前面的中位數所得成長的情況來看，或是根據瓊斯對國民所得的解構結果，都顯示大部分的現代創新，都只能為大多數人帶來一點點的好處。
其實從別的統計數據上，我們也能看見相同的趨勢。
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期間，從事研發的人數在美國成長了一倍，在德國與法國成長三倍，在日本則是四倍。但是今天，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慢了下來，每年的專利數量也只是維持平盤。以美國來說，一九九三年所產出的專利數量為五三二○○件，比一九六六年的五四六○○件還要少。整個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平均每個研發人員所產出的專利數量都是下滑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近年來的許多創新，比較多的是私有財，而不是公共財。這些創新，往往只是讓少數政治與經濟勢力更加坐大，讓他們得以透過遊說活動，從政府那裡榨取更多資源。比方說，要求政府訂出更嚴格的智慧財產權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好讓他們推出只對他們有利、而未必對公眾有利──為私、而非為公──的產品。
與近年這場金融風暴有關的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則是另一個例子。也許很多人沒有察覺到，這方面的創新，同樣只造福了少數人，卻沒給社會上其他人帶來任何好處。這些年來，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利潤全讓一群為數極少的人給攫走，也讓美國的金融界多出了很多富豪排行榜上有名的人。
拿二○○四年來說，美國所得最高的○．○一％當中，「非金融業」上市公司高階主管只占了六％。同一年，收入前二十五名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所賺的錢，比標準普爾五百指數中，所有成份股的CEO們所賺的加起來還要多。一年賺進超過一億美元的華爾街投資者，人數比同樣賺一億美元的上市櫃公司經理人還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