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垂得低低的果子」所剩不多，政治也會陷入困境。
在還有很多「垂得低低的果子」的年代，意味著政府會有很多實質資源可利用，也會有很多簡單的方法讓人民感到快樂──例如給人民更多利多政策。但是，今天的局面已經不再如此了。我們陷入財政泥淖中，為了償還醫療保險、社會福利與舉債利息而疲於奔命。
對於政府，我們大多數人都仍有一個充滿希望的願景，相信我們有著腦袋清楚、誠懇的中堅分子，帶領著我們「保持正確方向」，一路不斷穩定地向前邁進。我們會有實質的所得增加，而且年復一年，都能帶來二％至三％的成長率。
也許對你來說，能這樣已經很不錯了。但假如這本書你一路讀到這裡，就會知道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沒有足夠的「垂得低低的果子」，來讓這樣的願景成真。
有些評論者，很懷念一九五○年代的經濟，例如保羅．克魯曼就曾在他的書《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提到這一點。懷念一九五○年代的原因我能理解，因為當時很多「垂得低低的果子」，為我們帶來大幅成長。然而，克魯曼的主張卻是要政府仿效一九五○年代的政策，例如制訂更高的邊際稅率、提高工會組織的重要性，以及相對更平等的所得與財富分配等等。
假如，我們的經濟裡仍有著許多「垂得低低的果子」任我們摘取，這些政策都是可行的。但問題是，我們無法光靠高談這些政策理想，就奢望著在新法案推出之後，能讓經濟重現當年的好光景──特別是快速的經濟成長。克魯曼所推動的政策，「需要」一個快速實質成長的經濟為基礎；而我們今天，正好就缺乏這樣的條件。克魯曼這種主張，就像把馬車放到馬前面，在一個已經被壓得喘不過氣的經濟上，加諸更沉重的負荷。
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政府在幹嘛？
過去四十年來，大部分的老百姓對政府的期待，遠遠超出政府真正能扮演的角色。這個錯誤，正是今天政府令人失望的根本原因。照理說，政府應該向人民承認自己的極限，或是試著處理人民的期待；但相反的，今天政府卻選擇欺騙人民。
在美國，這個問題格外嚴重。因為比起歐洲人，美國人有更高的期待。位於大西洋兩邊的國家，對第二次大戰的體驗截然不同──其中一邊，經歷的是密集的轟炸、掠奪與政治風暴；另一邊則是天空平靜，政治穩定。在歐洲，很多人對於那個慘痛時代仍然記憶猶新，但美國人則被廣闊的國土與兩邊的海洋保護得好好的。
把時間拉長來看，美國靠著廉價又豐沛的土地，以及技術程度較高的外來移民，一直享用著「垂得低低的果子」──且為時不只一、兩個世代，而是好幾百年都是如此。因此，對於高成長的期待，不僅融入我們的歷史，也成了我們國家的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