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專文:台灣與南韓─發展型國家轉型的比較

2020-03-1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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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財閥在南韓經濟則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占GDP的比例遠高於台灣,而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則一直受到很大擠壓。雖說財閥之中有些如三星電子與現代汽車等,已經成功達成所被賦予的發展產業的任務,加入到世界一流企業的行列,但其高風險的財務槓桿操作,使得南韓不止一次陷入金融危機,同時財閥超比例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也帶來負面的作用。不過,如下一節將指出,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由金大中領導的危機處理的政策,執意糾正過去偏重扶植財閥的做法,也推出了扶植中小企業進入新興產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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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三星集團宣布將在美國投資建設家電工廠(AP)
三星集團的一舉一動,都將大幅影響南韓經濟。(資料照,AP)

財閥的角色也牽涉到台韓在產業政策上另一顯著不同之處,就是國家冠軍隊(national champion)政策之有無,即政府是否扶植民族企業成為國際知名品牌。從朴正熙時代開始,南韓在扶植財閥的同時,也給予他們建立國際品牌的任務,而這牽涉長期的投入,也帶來較高的波動與風險,當然若成功也可能有較高的回報。國府則在扶植私人資本之時,強調雨露均沾的平均式分配,同時危機意識使得他們注重經濟穩定。

再則,國府具有偏安心態,台灣被當作一模範省來建設,而不完全承擔為中華民族建立國際地位的責任,因此從未推動國家冠軍隊的政策。這也應是台灣工業化的成果,除了台積電之外,主要是以擔任全球製造(尤其是高科技業的)代工者的方式呈現的原因吧。

若與南韓情況做比較,國民政府以中央政府規模來到台灣一省,它管控社會的能力有累積,經驗也甚為豐富,對於社會力量的掌控程度高,學生、勞工、教會等方面,都在他監督控制之下。尤其是早期將台灣左翼的反抗者消滅殆盡,使得這社會失去了左眼,失去了這重要的反抗反省的力量。

同時,國民黨也在高度危機意識下,採平均主義式的發展模式,拉近城鄉、大小企業、與薪資水平間的差距。在這背景下,才能理解為何台灣民主運動,會因而較少從社會或階級議題著手動員,因而較缺乏進步內涵,而走了省籍族群路線的民主化捷徑,這也轉過來深刻影響了經濟政策轉型的路徑。

*作者為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曾任中研院研究員、台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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