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競新專欄：大衛對抗哥利亞：港人自決 vs以我為主

香港理工大學一名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昨日在臉書上留言：「今天我破了任教以來的紀錄，全班51名學生只來了2名，這批沒上課的有46人通知我，他們要去參與罷課行動……，我對這紀錄感到高興。」

一萬多名大專學生昨天云集在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罷課一週，高叫「港人自決」口號，不但象徵著「抗命時代」轟然的第一砲，也意味著陸港關係新時代的開端。而正當香港因北京就香港2017年特首行政長官普選訂下「831框架」所引起的社會忿怒正在滾燙加熱之際，北京也接見了前任特首董建華所率領的70餘名香港超級富豪團，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接見時，重彈堅決反對違反基本法和損害香港法治言行的調子，也呼籲依法處理各種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活動。

習近平強調中央對港的方針和基本政策沒有也不會有變化，而且會堅定不移的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翻說話，這種場景，與立法會2003年審議基本法23條制訂的《國家安全法》後，北京接見了大批富豪並宣以「愛國精神」以及支持特區政府的公式化言論，何其相似。2003年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推動《國家安全法》，引起全港社會譟動，7月1日出現回歸以來最大型的50萬人「七一大遊行」，導致部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臨時倒戈拒絕支持法案，也迫使特區政府撤回《國家安全法》。

特區政府在此役無疑大敗，卻反而引起北京強烈反省一國兩制自97年回歸以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可以不干預就不干預」的方針，並改而變成「不干預但有所作為」的政策。除了自2004年起大幅提升對港領導的規格，在十六屆黨中央成立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時任為曾慶紅）為領導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外，又調升港澳辦主任（時任為廖暉）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喬曉陽擔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更在國務院各部委都加設了專門的涉港工作職能部門，一般都由副部長分管，一名司長或副司長直接主管。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2004年4月主動解釋基本法，將香港政治架構包括特首選舉的改革，由原本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自行提出改革方案再經立法會2/3通過然後經北京中央同意的三部曲，改變為要先由特區政府作出廣泛諮詢後向人大常委會作出報告並決定框架的兩部曲，成為現行的五步曲，更使香港政制發展的法理依據完全由自治變成北京可先畫下島籠，才讓特區自行在這島籠下有限度的作出協調。

胡錦濤2012年下旬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提及《豐富一國兩制》部分，首次高調將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以及國家經濟利益發展與一國兩制的實踐掛鈎，更成為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又一重大變遷，300多字中清楚反映了習近平的影子。今年5月發表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其實除了強調中央對特區有「高度管治權」，算是新的名詞以外，其餘的內容，在過去十年尤其是這兩年來都已逐步摸索而貫轍落實了。

像如今的港澳事務系統，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之後，派遣在港澳辦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副主壬張曉明到港擔任中聯辦主任，實際上正是微調了中央與中央在港機構的關係。中聯辦主任（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由許家屯年代已是中共中央委員，過去接近30年來一直沿襲到張曉明才降低半級為中央候補委員，讓中聯辦直屬於港澳辦，也讓整個中央港澳體系從政治局常委到由張德江負責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到港澳辦，直達中聯辦，使得中央對港澳的政策更可以如臂使指，完全凸顯中央在特區事務上的權力。

是次有關2017年特首普選，北京中央自去年3月已派出喬曉陽以中央官員的身份到港披甲上陣，詳述了北京對國家安全與行政長官普選之間的關係，之後並派出現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等到港將中央的想法以及框架說得非常白，使得香港原本屬於溫和民主派的立法議員以及佔中三子，早已對於與北京就特首普選方案達成共識的機會感到悲觀，也使佔中原本期望「佔中，就是為了不用佔中」的博弈策略破局。

於是當人大常委通過「831框架」這超保守的方案，香港連溫和民主派也絕望地宣布「抗命時代」的來臨，將拒絕進行一切溝通，當北京以國家安全為由，在國際上屢屢拋出秀飢肉拼力量的策略，弱小的香港也只能無奈的準備進行一波波不合作運動和抗命，高叫北京收回「831框架」。

當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12月通過香港「可以再2017年進行首屆特首普選」時，其實已有媒體認為只是一個「芭樂的承諾」，這也是為甚麼香港的溫和民主派去年會提出佔中這貌似激進的行動，企圖迫使北京落實一個真正沒有篩選的普選。實際上即使大陸學者也表示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既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變成一種「雙重負責」，使行政長官選舉「變得複雜」（強世功　《中國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8年6月），而曾經調任到中聯辦法律處研究的現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陳端洪，也曾形容這雙重負責是基本法中一項重大的「邏輯裂隙」。

陳端洪2007年便指出：「中央政府與地方（香港）意見不一致時……，就會出現一個在性質上類似於『憲法危機』的基本法危機，為了避免危機的可能性，就只能依靠非正式的事前溝通（確定候選人）……，這種非正式程序的必要性從一個角度暴露了中央政府主權與地方高度自治之間的張力。」（註）

回顧香港回歸以來五次特首選舉，這項由特首產生制度所引起一國兩制之的張力，其實不但存在於中央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之間，也曾經存在於港澳辦與中聯辦之間，甚至是北京各派系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為甚麼過去無論如何到正式投票之前，中央都一定會拍板，讓欽定的候人獲勝選出。直到剛剛對上次一選舉，即2012年3月唐英年與梁振英在北京以「競爭性可以大於指導性」的指導原則下，容許有限度競爭，竟引起建制派內空前的殺戮鏡頭，再讓北京大跌眼鏡，使北京即使沒有國家安全的考慮，也很難放縱讓香港機會，選出一個「與北京對抗的候選人」。即使機率只有百分之0.00000001%。

香港從學生罷課，正式踏入「抗命年代」，但包括民主派和學生們，對北京是否會因為罷課甚至佔中就改變人大常委的決定，改變「831框架」，自然是心裡有數。抗命或不合作運動，只會越演越烈，立法會十月初復會後，可以預見程序攤瘓的拉布遊戲每天會出現，泛民過去30年堅持的議會路線將全面崩潰，特區政府管治將更予失效，泛民的光譜也將進入大洗牌的動盪景象。

最嚴重的是即將迅速崛起的泛民領導人物將落在年輕一輩手上，「命運自決」這句昨日在中文大學擺課指揮台上貼得牢牢的口號，是否將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未來行事原則？如此，一國兩制的運行，將成為北京「以我為主」，以及香港「命運自決」的對壘？

這畢竟是一場大衛面對巨人哥利亞的遊戲，溫和建制派一直在動腦筋，如何在北京通過的架構下讓香港繼續向前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期望各方未來情緒平復了，可以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作出討論。未來會怎樣？曾鈺成也說不準，他只說：「大家心裏都有數，拉倒對誰都沒有好處，香港會面臨很困難的局面。」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