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殖反篩選 自主港人路】
學聯罷課起動宣言
所謂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體的講，就是一種利益與政權勾結乃至分配不公，卻又把市民大眾排除於政治之外的體制。殖民主義是一種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化成心態，潛伏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殖民觀並非獨立或主權移交就能消解。從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如果把是次罷課置於整個歷史脈絡底下，我們就會明白運動所扮演的重要意義，我們要對罷課有種抗爭性的心態，把之波及整個社會。我們要透過罷課展開在社區的連結，把政治主體性實踐開來，拒絕由強權壓下來的香港遠景。
港英時代的「非政治化」
港英時代，為了防止港人不滿而同時維持殖民政府的管理，港英政府採納了「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精英籠絡到到行政體制之內，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他們把香港人理解成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唯一考慮的就是物質條件。於是乎，華人社會精英為港英政府的正當性扮演了裝飾的作用，而港英政府又著眼在改善社會的生活條件，視港人為全然的經濟動物，把市民大眾都排拒於主流政治之外。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來說深入民心。在八十年代其時，港人主體性未立，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高度「非政治化」的狀況下，整個社會並不存在很強的社會動員力量。不論對香港前途問題持甚麼主張的派別，都未曾在社會上有過有組織的反對抗議運動。在香港被排拒參與中英談判之後，香港的未來就被兩個大國草定下來。港人對回歸的恐懼一度存在，但在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下，回歸被視為一個現實開始慢慢被接受。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並未使港人排拒中國，反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使大家更認為中國與香港之間命運是連成一體。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身份政治」第一次進入到主流社會的思考當中，使港人不能迴避政治身份而只談經濟動物的身份。於是乎，在維持中國人身份而又高度恐懼的同時，為了區分香港於中共的統治外，殖民時期的種種「非政治化」制度被無條件地推舉為香港優越的一面，間接把許多殖民架構及管治策略美化和合理化。
殖民思維的嫁接
在「平穩過渡」的原則底下，中共自然樂見殖民時期「非政治化」的制度設置，保障其政權的高度管治。過往行政吸納政治以「功能組別」的方式成為香港政制的設計，其衍生而成的「行政主導」、「小政府大市場」更被今天的港府奉為圭臬，成為反對民間要求更公義政治安排及分配制度的擋箭牌。「五十年不變」的講法最能捕捉這個精神。這個講法出自中英聯合聲明，一份決定主權移交的文件。在政治層面有實際的主權轉變的情況下談不變，其隱藏的意思是這樣的：雖然在政治層面上有重大改變，但只要政治不接觸到社會生活上的各個範疇，那就沒有問題。這顯然有一種很強的「去政治化」味道，強調港人的經濟身份，卻忽視了社會與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在回歸後，一度出現反對「非政治化」這脆弱共識的契機。零三年在社會不景氣及中共強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這「回歸」的「喜慶」日子上街遊行示威。這日子的大型抗爭意味的是對回歸過渡時的政治設置的挑戰。這種自發與及包容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自然是一個令人可喜的新現象，有潛能發展成為全民的反抗力量。可惜的是，零三年七一至今，「七一」僅被視為每年一度的大型節日，每年遊行中多元訴求被視為公民社會豐盛的展現。這種眾聲喧嘩的「七一嘉年華」的雜亂想像卻和政府的論調契合，助政府以七一其實沒有統一的訴求來打發當中所應帶來的政治壓力。同時，這種雜異紛陳的大匯演想像其實源於公民社會沒有發展獨立議題的能力，才需要靠每年一度的傳統動員來發聲。過度沉醉於這種七一的「年度想像」將掩蓋了公民社會力量不足的真象，讓社會沉迷於公民社會對政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假象之下。過去十年來七一遊行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正是這個原因。我們以為自身掌握了政治主體性，但我們其實沒有推倒過去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政經結構。我們並未完成解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