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間，拜香港書展力邀先生回憶錄《行者思之》參展之賜，有幸得見思之先生，第一次見面總有著晚輩的羞澀，未敢瞅著先生的眼睛找淒涼，挨著先生邊照張相，但覺煦煦然春風君子。他們那一輩的人，淒涼入心，章詒和的形容某種程度也是「可憐身是眼中人」的自況。
張思之被譽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中國的民法權威江平對他的評價是：「一身膽氣，不畏權勢，只向真理低頭。」思之先生卻調侃自己，他接觸政治性較強的案件，「我是從沒贏過。」打不贏官司的人權律師，超過半世紀的「職業生涯」，反應他個人一生跌宕，而他的榮辱也反應了中國法制發展的曲折坎坷，迄今都還難謂「正常」。
張思之是在一九四七年考進朝陽大學法律系，當年的法律教育「北朝陽，南東吳」齊名，董事長是曾任司法院長的居正；兩年後，就參與接管北平地方法院工作。
張思之用「怪誕莫名法官路」形容這段接管工作。一九四九中共建政，《六法全書》成了「六法全廢」，中共蘇區最高法院首任院長董必武，接任最高法院院長後曾坦言，「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請我匯報法院怎麼辦案？我無可奉告；如果外國朋友問我法院如何辦案，我難以作答。」六法全廢而「人民的法律」遲遲不來，人們相信的是公審、是運動。
當年，向「舊法人」偷學的張思之，用三句話總結：割裂了歷史、抽掉了基礎、造成了斷代。「司法應當改革，可以改革，但不應憑藉『專政』的觀念與手段，不能用運動的形式，取鬥爭的方式。」
這話擺在厚達六百頁的回憶錄裡，彷彿尋常，卻是張思之刻骨銘心之痛。一九五六年，他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一年後就被劃為右派，他也是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份子」，從此開始十五年勞改，他的「律師職涯」才冒個頭就被斷裂。
從反右到接續而來的文革，這場對中國知識份子最慘烈的腥風血雨，幾乎無人能逃，一九七二年結束勞改的張思之，只能窩進垂楊柳二中當教書匠，聊避風雨。直到四人幫垮台，文革告終，一九七九年，他才得以重返律師界，諷刺的是，第一件任務就是為迫害他的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簡稱兩案），擔任辯論小組負責人。江青後來選擇「自辯」，但張思之領導的辯護小組為姚文元、李作鵬等五人免去了十三件罪行。
他直言，「那婆子實在太討人厭了。」但如果重新選擇，他還是會為她辯護，因為這是「律師的責任和義務」─維護當事人權益。最大的遺憾則是如此典範大案能入史卻無「芳」可流，即使政治指導判決早有定論，他還是難過為什麼留不下如章士釗能為政治犯陳獨秀寫的辯護詞？ 章士釗這份辯護詞，「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不但是歷史也是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