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詩人切斯沃夫·米沃什講過一個俄國革命時期的故事。在火車站的一個自助餐廳裡，有一個神情落寞的人在吃晚餐。他的衣著服飾和行動舉止都明顯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是戰前俄國式的知識份子模樣。幾個流氓無賴注意到這個落魄的貴族，他們走上前去，開始嘲笑和羞辱他，甚至還往他的湯裡吐了痰。這個人沒有任何反抗，也沒有起身驅趕這些流氓。場面持續了很久，突然，他從兜裡掏出一把槍，把槍管插進了嘴裡，開槍打死了自己。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我感到有些奇怪，既然他有槍，為何還如此軟弱？難道知識份子就該受人羞辱嗎？過了好久，重讀了這個故事，我突然意識到，這個落魄的貴族如此堅守自己的驕傲和矜持，以至於他的身份和教養成了一種被羞辱的品質。他有能力施暴，卻寧願放棄使用暴力，他的自殺讓他保持了一個貴族的榮耀。
我知道這個故事會有不同的解讀。比如知識份子的軟弱，對革命和暴力的恐懼，對這種灰暗生活的絕望，這些都隱含在這個自殺式的話題裡。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生活在俄國的知識份子都感受到了這種巨變。他們一頭紮進了革命的漩渦，歡呼著一個救贖新世紀的到來。如果說十九世紀在許多人眼裡只是一個言辭崇高，行動妥協的世紀，那麼二十世紀就是他們用行動來改變世界的世紀。他們把自己的理想主義情結完全傾注於一種革命的激情。為了那個高懸的理想，他們努力打破這個世界糟糕的樣子，烏托邦成就了他們的存在。但是革命帶來的旋風，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方向。這個龐大的布爾什維克帝國摧枯拉朽般滌蕩著原來的革命者，掃平了十九世紀文化的殘餘，人們的生活日益陷入灰暗與平庸，伴隨著無所不在的大清掃的恐懼。
這也正是米沃什講述那個自殺者故事的用意所在，在他看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俄國知識份子自殺，雖然有恐懼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於對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厭惡」。這也正是《1984》中所描述的那種生活狀態帶來的變化：灰暗，了無生趣，看不到任何希望，恐懼如影隨形，自殺反而成為了心靈解脫的一種形式。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回憶詩人從1934年第一次被捕，直至1938年年底詩人死于集中營，這段時期顛沛流離的生活。這也是蘇聯歷史上集中的大清洗時期，有大批的人失蹤和消失，恐懼一度成為了生活的常態，曼德施塔姆的一生成了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命運的集體隱喻。詩人在1934年5月第一次被捕時，另外一位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也同時在場。她們做了各種分析，她們寧願這是詩人與其他有權勢的作家的衝突，而不是因為更高的政治勢力的影響。因為她們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曼德施塔姆在1933年秋曾經寫過一首關於最高領袖史達林的詩歌，描述了「克里姆林宮的山民」，「他粗壯的手指，像蛆蟲一樣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如果是因為這首詩歌而導致的災難，那麼這種災難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現如今分析曼德施塔姆個體遭遇，其實具體的流放原因已經不再重要了，簡單地歸結於，他得罪了當權者，這只是一個契機而已，因為無論你是否得罪，你都可能消失。
換句話說，你找到了災難的原因，但是根本沒有任何辦法應對，發生的一切都只能默默承受。在那個特殊的恐怖時期，幾乎人人自危，有原因與無原因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詩人不是有權勢的群體，他們唯一能記錄的就是用詩歌的密度創作，用超越時代的隱喻留下證詞，用高度凝練的意象概括時代的表徵。他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更多地指向了一種精神生活的態度，這種生活與他們現實中日益萎縮的生存狀況形成強烈地對比。
所以，娜傑日達在回憶錄中不但記錄了他的丈夫在流亡生活中的種種形態，還對俄國當時的知識份子圈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述。這是一個時代的白描，也是一個知識份子群體的生態肖像。他們領略了各種人情冷暖的白眼，也收穫了在困難時期的友誼的最好證明。更為重要的是，娜傑日達把他們在流亡途中的掙扎艱辛，以及他們精神上的戰慄與恐懼，與詩人脆弱的詩歌寫作，有機地地詮釋了出來。
我們都熟知阿多諾的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那麼在這種恐怖年代裡，詩人又何為呢？
換句話說，死亡與詩歌之間有著何種聯繫？如果不明白恐懼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我們就無法明白詩人布羅茨基在為曼德施塔姆詩集寫的序言《文明的孩子》中，開篇提到的「當我們閱讀一位詩人時，我們是在參與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當時的恐怖語境當中，寫詩是死亡的練習，寫詩也是逃離死亡的瞬間安寧，不再有幸福的瞬間，片刻的安寧就是最大的幸福。
當我們外在的生活已經無法給我們任何希望時，詩人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中建構自己的詩歌世界，用濃縮的語詞，精煉的意象，嘲諷的語氣，超脫的精神，逃離那個灰暗絕望的瞬間，因為只有「他蠕動的雙唇無法剝奪」，「人的嘴唇保留著最後一個詞的形狀」。
當人身自由無法逃離庸常的生活層面，當肉體的鉗制已經無法避免，死亡和詩歌創作都是一種自由意志的表達。而這種自由意志就是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最為懼怕的東西。詩人被逐出理想國仿佛已經成為了一個永恆的形象，正如布羅茨基指出的，「詩人惹出麻煩，往往並不是由於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於他語言上的優越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心理上的優越感。歌是一種語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懷疑的物件遠遠不止某一具體的政治制度：它是對整個現存體制提出疑問。它的敵人自然也是成比例的增多的。」「因為抒情就是語言的倫理學，它高於人類活動範疇內的任何一項成就，抒情創造出藝術作品並使藝術作品永存。也正因為如此，那把旨在對整個俄國進行精神閹割的鐵掃帚才不可能放過他」。
曼德施塔姆曾經對安娜·阿赫瑪托娃說過一句話，詩歌即是權力。在他看來，既然那些統治者因為詩歌而殺人，這就意味著他們對詩歌還有一份尊重和熱愛，這就意味著他們怕詩。這就是詩歌的權力。順便說一下，不僅曼德施塔姆這樣認為，哲學家伯林回憶與安娜．阿赫瑪托娃的交往時，也有類似的說法。
1965年，伯林和阿赫瑪托娃在牛津相見，阿赫瑪托娃告訴伯林那個傳聞，也就是史達林曾經因為伯林拜訪過這位女詩人而大發雷霆。她甚至確信正是由於她和伯林之間的交往惹得史達林暴跳如雷最終促使了冷戰的爆發，也就是他們的會面改變了歷史，伯林在多少年後回憶起還覺得驚訝：「她真的完全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始終深信無疑。她把她自己和我看作是世界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命中註定要在一起驚天動地的衝突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這在她當時的詩歌中也有所表現。這是她整個歷史哲學的核心，她的大多數詩歌也都遵循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同樣也影響了伯林對整個俄羅斯文化藝術的深入思考。在他看來，俄國文化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特徵就是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像俄國那樣如此深入地完全關注於自我的天性和命運。
我更相信伯林的那種說法，這是一個民族和文化的自我意識。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也有這樣一種執念，他總是認為如果我們這個世界上的統治者，能夠多閱讀幾本書，也許這個世界上的災難和戰爭就會消減很多。他還認為詩人與暴君有著很大的共同性，兩人都想成為統治者，只不過一個想統治身體，一個想統治精神和靈魂。這種心態與他崇拜的詩人奧登形成強烈的對比，奧登曾經在生前無比悲觀地說，他所寫下的東西不曾令戰爭提前結束一分鐘，也不曾拯救過任何一個猶太人。
也許不能拯救，但是至少詩歌的存在，讓許多人感覺到了生活灰暗中的亮光，詩意是暴君永遠奪不走的意念，詩歌與文學滋養著他們乾涸的心靈，固守著內心一絲未泯的良知和希望。娜傑日達在回憶錄中提到，一位在多個集中營被關過多年的婦女回來對她說，她和難友們一起在詩歌中尋找慰藉，幸運的是她能背誦很多曼德施塔姆的詩歌。阿赫瑪托娃也曾在戰爭期間收到過許多前線軍人的來信，訴說著對她的詩歌的熱愛。似乎只有在俄國的文化當中，在那個特殊的恐懼與殘忍的年份裡，詩歌起到了一種特殊的作用：「詩歌喚醒人們，塑造他們的意識……詩歌喚起人們的生活熱情，喚醒了良心和思想。」
思想獲得了生命，這正是極權主義最為恐懼詩人的原因所在，某種程度上，這才是導致曼德施塔姆一樣的俄國知識份子死亡的原因，你無法禁錮他們的思想，寫作就是停不下來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