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很大程度上以鄧小平的繼承人自居，對毛的態度也類似鄧。鄧對毛其實恨之入骨，能報復的都報復了，比如對江青、對毛遠新的羞辱和重刑。故意推出一個完全癡呆的毛新宇來代表毛氏家族，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毛的羞辱和報復。但無論怎樣報復都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心照不宣。公開場合，鄧還得承認毛，無可奈何。這不僅因為毛確有一定群眾基礎，更因為毛是整個政權的代表，徹底否定毛，在鄧看來一定內戰，政權一定動搖，鄧沒這個膽。鄧沒有習更沒有。所以習對毛，也是骨子裡恨，但又不得不承認毛的牌坊，不得不燒香進供。但只能當牌坊供著，不允許對毛的崇拜真正落地，不能讓毛的路線真正復活。即實質上是利用毛，虛毛而實鄧。毛左對習，純粹冷臉貼熱屁股。
習總是講不走老路。可見他不是說說而已。他是真的不走。第一他恨毛，恨文革，第二他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觀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時，他不走邪路的話也是真的。他所謂的邪路，當然是指所謂的西方民主或者美國民主，重點就是指三權分立。即不僅不允許所謂顛覆，所謂奪權，連跟共產黨分權，也不允許。正因為如此，才有819講話，才有對網路尤其對微博的大規模整肅，也才有對新公民運動等民間抗爭的全面鎮壓。
也就是說，在習眼裡，毛派和自由派都屬於他所謂的極端。他要排除他所謂的兩個極端的干擾，爭取中間群眾。拿什麼爭取中間群眾呢？兩個東西，第一是所謂共富，這是他從重慶薄熙來那兒拿來的。他跟薄熙來是政敵，但他並不完全否定所謂重慶模式。因為他認為重慶模式能得人心。能得人心的原因就在於所謂共富。薄熙來崩盤了，但薄在民間尤其在底層社會的聲望一直上揚，至今很多老百姓尤其重慶老百姓仍為薄抱不平，這對習的刺激是很大的。中國的精英，包括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人士、白領人士，更多傾向自由派；但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則更多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們沒有別的思想武庫，只有傳統的思想武庫，對現實強烈不滿，但只能通過向後看找解決辦法。即普通老百姓基本左傾，而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力量，習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拿下了薄但要用薄的部分遺產即所謂共富的遺產，來迎合這個底層群體，穩住他們。
但是，這不夠。在習看來，迎合這批人只有穩定的意義，而且只能是眼下的穩定，對發展沒多大幫助。這批人社會資源少，發展很難靠他們。但必須有發展，政權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長期的穩定。發展靠誰？當然要靠社會的中上層。所以社會的中上層更必須爭取。而社會的中上層往往既求穩更求變。沒有實質性的大力度的改革，不可能在他們當中恢復早就失去的信用，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們的認可。於是，提煉所謂重慶的共富經驗的同時，提取過去改革經驗包括汪洋時代廣東的改革經驗，更刻不容緩。三中決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當初所謂重慶經驗和所謂改革經驗的全面升級。當然，所謂改革經驗更居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