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全面改革─習近平的烏托邦？

現在看來，舉世矚目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實不是沒道理。無論將來的歷史怎麼發展，即無論將來是禍是福，都不影響此役的歷史地位：它是江時代以來的二十幾年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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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之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改革小組由習主掌；國安會也是習的一把手。到明年兩會，不僅方針路線完全確定，而且人事也都調整到位。三中框架就塵埃落定了。

這是一個怎樣的框架呢？基本就是一個准戰時體制，戰時才需要的元首體制、統帥體制。即要集中全部的權力、全部的資源到習手中，以利全力推動和緊急動員。80年代以來，一直是黨政雙首長制，通常都稱胡趙體制、江朱體制、胡溫體制。所以習接班後大家習慣成自然地稱習李體制。但這一慣例現在似乎廢了，不存在習李體制，習近平要開創自己的時代，猶如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一樣。

習之雄心勃勃，十八大前就有跡象。眾所周知，他曾在十八大前神秘失蹤半個月，哪個國家元首來了都不見，官方媒體上沒有他的任何消息，完全不合常理。當時各種傳聞，說他這傷那傷。後來確知，都假的，他就是節骨眼上撂挑子，向中央要全權，不授予全權不幹。明擺著就是要脅，而且要脅成功。中共歷史上，只有一個人這麼幹過，那就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

三中框架落實了中央對他的承諾，賦予他便宜行事的全權。江時代以來的所謂集體領導制，尤其是胡溫時代的所謂集體總統制，都壽終正寢。從此之後，元老再不能掣肘他，如網上所說，元老都變成老頭了；其他常委必須到點退休，更不可能掣肘他；有薄熙來的教訓，紅二代也很難掣肘他。他的集權程度，幾乎超過鄧小平，因為鄧當時還有所謂八老掣肘，尤其陳雲的掣肘。中共歷史上，大概只有毛的集權程度超過他。

這就是三中全會在權力結構上的意義。這意義唯有中共黨史書寫的遵義會議可比。中共黨史書寫的遵義會議，據說確立了毛的絕對權威——當然歷史事實並非如此，但這是另一個故事——十八屆三中全會則確定了習的絕對權威。大權在握的習沒有半分猶豫，立馬手起刀落，斬掉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周不僅代表石油系這個國企集團的大哥大，更重要的是，他在任時幾乎掌握了除解放軍而外的整個的國家暴力，實權甚至比胡溫更大。拿他祭旗，對整個統治集團的震撼自不待言。這就不僅從權力結構上、更從心理上開始確立習在體制內的獨大地位。

如果還要打個比方，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新權威體制，好比50年代初國民黨改造時的緊急體制。當時蔣介石也是越過全黨，用完全聽命於他一人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實際取代了國民黨中常委。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國安會和體改小組，加上升級版的中紀委，則跟當年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功能類似，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共政治局，完全成了習個人的左膀右臂。目的也跟剛撤到臺灣的蔣介石要徹底改造國民黨一樣，是要徹底改造中共。用四個字概括，這個新權威體制或者說緊急體制的主要使命，就是救党、保權。

＊三中戰略：左右捭闔，中間突破，強勢推進

權力到手了，目標明確了，關鍵就在怎麼做了。那麼習近平到底有著怎樣的三板斧？

三板斧的第一板，是肅貪，第二板是清黨，第三板是經濟改革和司法改革為主的所謂全面改革。這些，我認為他一定要動真格。至於能否推得動，以及能否持續，那是另一回事。但他的決心不用懷疑。雖然習近平極為自信自負，但他並不缺問題意識危機意識。他知道胡溫留給他是怎樣的爛攤子，他知道他再沒有多少時間和空間像胡溫那樣擊鼓傳火了，人們一定不會再有耐心等九年，再擊鼓傳火，這火一定要在他自己任內燒起來。所以他不敢假打，不敢再一味忽悠。

但是這三板斧，我認為都還屬於技術層面，不是總的戰略，總的指導方針。他的總的戰略，總的指導方針是什麼呢？我用八個字概括，叫做中間突破，強勢推進。

什麼叫中間突破？先講個最新的故事。

習接班後，先是講了一堆自由派高興的話，比如全面實施憲法，比如把權力關進籠子，比如共產黨要能夠聽得進尖銳的批評。但事實證明自由派高興太早，因為他很快就轉了向，講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講蘇共垮臺時沒有一人是男兒，講群眾路線，講批評與自我批評，幾乎全是毛的話語體系。接下來就是整頓網路尤其整頓微博。尤其是批憲政，全面鎮壓新公民運動，更讓自由派大跌眼鏡。左派尤其毛左則喜出望外，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薄熙來的鐵杆粉絲，薄的崩盤讓他們非常失落，他們需要新的教主，正好這時習的話語轉向毛，讓他們興奮異常，一股腦兒全變成了習的鐵杆粉絲。認為習薄一家，沒有薄的習時代照樣會全國山河一片紅。烏有之鄉的旗幟性人物張宏良有個著名的演講，標題就叫做《我們為什麼要支持習總書記》。

左派尤其毛左一片歡呼，自由派當然要一邊倒地批習。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三中全會閉幕。三中全會前官方的改革高調響徹雲霄，把公眾的胃口吊得高高的，閉幕時發佈的會議公報，卻不僅通篇黨八股，而且關於改革也沒有實質性的內容。這一下把自由派和中間派全惹翻了，原來希望越多，這時失望乃至絕望就越多。整個網路尤其微博上，充斥著自由派的非議。很多觀望已久的精英都紛紛表示堅決移民。左派尤其毛左則無不歡欣鼓舞，簡直把公報的發佈當作了狂歡日。

就在兩邊冰火兩重天時，通常要會議閉幕一周之後才發佈的會議決定，卻突然提前四天全文發佈。決定跟公報幾乎完全兩個調調，公佈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預期。更重要的是，決定的話語方式也很少意識形態，更少毛的話語，屬於所謂淺藍的話語則比比皆是。比如列為所謂改革總目標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就屬於典型的藍色話語，中共從來不用，最多講到“綜合治理”的程度，而那是跟社會管制對接的，跟維穩對接的。現代治理不然，現代治理本質上是公共治理，必須向社會開放，公共參與，官民共治。這實際上已經涉及思維方式的轉換了。於是，輿論馬上翻個個兒，原來愁眉苦臉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顏開，左派尤其毛左則完全氣急敗壞，烏有之鄉代表的毛左，更是要跟習決裂、向習宣戰，認為習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叛徒，而且是老謀深算的騙子，把他們全給忽悠了。

但這只是開頭，左派尤其毛左的苦日子還在後頭。去年12月26日是毛誕辰120周年，左派尤其毛左把這天看作與習班長在毛的旗幟下全面會師、左派尤其毛左全面集結的決定性轉捩點。為此早就精心準備，大規模造勢。習雖然部分滿足了他們的願望，當天去紀念堂鞠躬了，講話中對毛高度肯定了。但部分滿足的另一個意思就是大打折扣，即習的配合到此為止，再沒有傳聞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他對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視播出的百集大型紀錄片《毛澤東》，更是攔腰一砍只剩五十集，1949年之後的全砍。這尺度跟黨內元老李銳說毛“建黨有份，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似有某種程度的暗合。不管怎樣，習既敷衍毛左，又刻意為毛誕辰降溫、刻意拒絕毛左綁架，這一心態已昭然若揭。毛誕辰紀念是他給毛左的最後一個面子，目的只是為了闖過這一關。這關一過，就懶得再理會他們了。所以，其新年前夜的長篇講話《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無不僅不提毛或毛思想，反倒罕見地重新用“十年動亂”概括文革，想來毛左應是痛心疾首。習的新年獻詞對馬列毛、鄧三科，更是不著一字。

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一會兒鐵腕治左，一會兒鐵腕治右。仿佛打醉拳似的。習到底是左還是右？他到底要幹什麼？很多人都看糊塗了。

去年上半年，因為意識形態急劇左轉，主流知識界很多人斷言，習終於露出真相，他骨子裡就是毛左，就是要復辟文革。甚至有人乾脆把他叫毛近平。這些話其實說得太早，太簡單化了。習當時打毛旗，大概基於以下幾個因素：一是話語習慣；二是因為倒薄倒周，需要用這套話語保正統穩群眾，避免大震盪；第三，沒民主法治時這套在黨內還管些用，用用也無妨。但所有這些都是純粹功能主義的。骨子裡習並不喜歡毛，這也並不是沒有端倪，比如中國青年報發表的習遠平代表習家寫的紀念習仲勳誕辰的文章，比如央視播放的紀錄片習仲勳，都充斥著對毛時代的控訴；而且習遠平的文章特意寫到習近平十四歲被勞教，15歲獲釋回家時，已被摧殘得形銷骨立，好長時間才恢復。再比如習仲勳百年誕辰紀念日，故意關閉了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等等。都表明了習對毛的真實態度。

習很大程度上以鄧小平的繼承人自居，對毛的態度也類似鄧。鄧對毛其實恨之入骨，能報復的都報復了，比如對江青、對毛遠新的羞辱和重刑。故意推出一個完全癡呆的毛新宇來代表毛氏家族，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毛的羞辱和報復。但無論怎樣報復都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心照不宣。公開場合，鄧還得承認毛，無可奈何。這不僅因為毛確有一定群眾基礎，更因為毛是整個政權的代表，徹底否定毛，在鄧看來一定內戰，政權一定動搖，鄧沒這個膽。鄧沒有習更沒有。所以習對毛，也是骨子裡恨，但又不得不承認毛的牌坊，不得不燒香進供。但只能當牌坊供著，不允許對毛的崇拜真正落地，不能讓毛的路線真正復活。即實質上是利用毛，虛毛而實鄧。毛左對習，純粹冷臉貼熱屁股。

習總是講不走老路。可見他不是說說而已。他是真的不走。第一他恨毛，恨文革，第二他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觀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時，他不走邪路的話也是真的。他所謂的邪路，當然是指所謂的西方民主或者美國民主，重點就是指三權分立。即不僅不允許所謂顛覆，所謂奪權，連跟共產黨分權，也不允許。正因為如此，才有819講話，才有對網路尤其對微博的大規模整肅，也才有對新公民運動等民間抗爭的全面鎮壓。

也就是說，在習眼裡，毛派和自由派都屬於他所謂的極端。他要排除他所謂的兩個極端的干擾，爭取中間群眾。拿什麼爭取中間群眾呢？兩個東西，第一是所謂共富，這是他從重慶薄熙來那兒拿來的。他跟薄熙來是政敵，但他並不完全否定所謂重慶模式。因為他認為重慶模式能得人心。能得人心的原因就在於所謂共富。薄熙來崩盤了，但薄在民間尤其在底層社會的聲望一直上揚，至今很多老百姓尤其重慶老百姓仍為薄抱不平，這對習的刺激是很大的。中國的精英，包括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人士、白領人士，更多傾向自由派；但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則更多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們沒有別的思想武庫，只有傳統的思想武庫，對現實強烈不滿，但只能通過向後看找解決辦法。即普通老百姓基本左傾，而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力量，習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拿下了薄但要用薄的部分遺產即所謂共富的遺產，來迎合這個底層群體，穩住他們。

但是，這不夠。在習看來，迎合這批人只有穩定的意義，而且只能是眼下的穩定，對發展沒多大幫助。這批人社會資源少，發展很難靠他們。但必須有發展，政權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長期的穩定。發展靠誰？當然要靠社會的中上層。所以社會的中上層更必須爭取。而社會的中上層往往既求穩更求變。沒有實質性的大力度的改革，不可能在他們當中恢復早就失去的信用，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們的認可。於是，提煉所謂重慶的共富經驗的同時，提取過去改革經驗包括汪洋時代廣東的改革經驗，更刻不容緩。三中決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當初所謂重慶經驗和所謂改革經驗的全面升級。當然，所謂改革經驗更居主導地位。

用共富穩住底層，用他們認為的全面改革穩住中上層，整個中間社會就都穩住了。穩住了中間社會，在習看來政權的鞏固就不是問題了。他所認為的極端派即毛派和自由派，就不難徹底邊緣化。而一旦徹底邊緣化，則不足為慮，動靜不大時隨你折騰，不理你。動靜大了構成干擾了，惹毛了，則堅決打擊殺一儆百，鎮壓成本也不會高。這麼一來，則所謂老路邪路都不成氣候，他們就可以一門心思直奔他們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是說，習要的是習近平特色的第三條道路。第一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時對左對右都應付一下，講點他們喜歡聽的話，但不當真，而且堅決不被他們綁架，堅決對他們保持距離保持獨立性。因為中國社會被撕裂的太狠了，被哪邊綁架都等於自樹死敵，而且哪邊的基礎都不夠深實力都不夠強。所以要超越所謂的左與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埋頭走自己的所謂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是不中不西。政治體制上堅決抵制所謂西方民主、美國民主尤其三權分立，但也要吸取發達國家的現代治理經驗和技術；也要搞一點民主搞一點法治。但無論怎麼搞民主搞法治，都必須共產黨掌握解釋權和主導權。共產黨領導不能變，中國的所謂根本制度不能變，這是最大的紅線。紅線以內，什麼都可以搞。但如果踩到紅線，則什麼都不許搞。

第三是既古且洋。洋是舶來的意思，但不是舶來的自由民主，不是憲政，而是舶來的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上次政治局學習的主題是讀馬克思，絲毫不提毛。在共產主義體系中，毛跟馬既有一定聯繫，但更有區別。馬在歐洲變成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馬到俄國變成列寧主義尤其史達林主義；馬到中國變成最殘忍最陰毒的毛澤東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愈往東方走愈變態，愈野蠻。習提倡讀馬，竊以為某種程度上是要回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源頭。但他也同樣重視中華正統文化，因而去山東時特意考察孔廟宣揚儒學。他顯然想把中華文化尤其儒學跟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調和起來。就這點來說，他也不同于毛，毛根本就以中華正統文化為敵，尤其以儒學為敵。毛對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也絲毫沒有興趣，自稱是山溝溝裡面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上述都是既拒絕，又調和。其中更暗含一種根本的調和：觀念上是理想主義的，即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即真誠信仰所謂共產主義，真誠相信共產黨必須也能夠所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操作上是完全實用主義的功能主義的，儘量淡化意識形態、超越意識形態，拿來主義，什麼好用用什麼。所謂中國夢就是這個意思。夢是空的，無色無味，可以邊做邊往裡面裝。

＊三中之後：習必定要踢到的兩大鐵板

以我為主，雜糅百家。這所謂第三條道路或者說所謂中間道路，就是習模式的精髓。也可以說是不倫不類，屬於新的政治烏托邦。因為任何政治主張，都要有實力做基礎。而習的實力，恰恰最成問題。

有人會反駁：所有最高權力都抓到手上了，習怎麼會缺實力？這說法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習現在的集權，集的主要是名義權力。名義權力不等於實際力量。政治是什麼？從根本上說，政治就是數人頭。名義權力到手，不等於人都跟自己走，在官僚集團內部尤其如此。習現在面對一個根本的對立，即習代表的原始股，跟政權代理人即官僚集團之間的對立。他真要推進他所謂的全面改革，真要落實他所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一定損失最大。但如前所述，習不動真格又不可能，因為社會不答應，他在這點上壓力山大絕無退路。那麼官僚集團一定會是他的攔路虎。現在萬事才開頭，官僚集團還沒看清他的牌路，被他的鐵腕尤其收拾薄和周的鐵腕所震撼。但這只是強光直射下的短暫失明。這狀態最多管兩年。最多兩年後，官僚集團一定會反應過來，那時習的真麻煩就來了。

習對此有足夠預見。國安會、體改組和升級版的中紀委，是他的三大臂膀。急於打造這三大臂膀做什麼？目的之一就是對付官僚集團可能的反抗。但且不論這能不能對付有形的反抗，光是對付無形的消極的反抗，就夠捉襟見肘的了。這是習的致命短板。習跟毛晚年一樣不信任整個官僚集團。但毛有對付官僚集團的殺手鐧，以致鬧到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地步，因為他可以讓億萬信眾指哪打哪。習甩得掉官僚集團麼？須知他沒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樣神一般的絕對權威，完全沒有信眾可言。同時他也不像毛那樣，有經過幾十年戰火考驗的強大而可靠的班底。他接班之前沒班底，接班之後才組建班底，這時已經來不及了，因為上位之後才追隨過來的人，都是沒有經過考驗的人，忠誠度和才幹都成問題。而且新組建的班底，只能限於中央層次尤其三大機構，不可能在權力體系的所有層次都盤根錯節。這樣的班底也就缺乏基礎，如油浮于水。沒有可靠班底，註定了他不能不獨立寒秋。

所有薄弱環節中，最大薄弱環節，是習跟鄧一樣怕社會，怕失控，怕亂，所以不敢動員社會。他也知道社會的重要，基本盤的重要，渴望通過共富政策的兌現和改革政策的兌現，來穩住民眾，打造他的基本盤。但那要兌了現才能算數；兌現之前，沒誰會真的相信他真的跟他走，但要兌現何其難。沒有基本盤，名義權力抓得再多，也是流沙上的建築。中國的政治文化，特別講一個“勢”。所謂權勢權勢，權必須跟勢結合，權必須以勢為依託，才可能穩固地起作用。沒有勢只有權，權力必然空心化。勢是什麼？如果說名義權力是顯權力，勢就是隱權力。如果說名義權力是水上的冰山，勢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養成，時間卻不會等習近平。一言以蔽之，習固然是強權，卻是孤獨的強權。這孤獨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機。

政治危機而外，習還面臨一個價值危機，或者說人心危機。他的改革決心和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這天花板就是到改革為止。三中那套改革措施如果在十年前胡溫接班時推出，沒問題，能滿足社會需求。最遲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後推出，也還差強人意。但是現在，僅僅改革已經滿足不了社會需求了。為什麼？因為所謂改革，無非是所謂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權。可以限制官僚集團的利益，但黨權不受限制，絕對黨權不動搖，黨權絕不對社會讓步。共產黨仍然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統治黨，而不是像國民黨那樣轉化為接受憲政約束、跟反對派共存的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但當下社會所最抵觸的，恰恰是絕對黨權，以及保衛絕對黨權的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即專政體制。

可以改革，不要憲政，這是習最大的價值短板。憲政是什麼？憲政無非保障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為此嚴格約束公權在中國則重點是約束黨權。但在習看來，接受憲政則意味著中共交槍投降，意味著他做戈巴契夫一樣的所謂叛徒。於是認定這是邪路。而當下中國的社會需求恰恰正是憲政轉型。無非和平轉型還是暴力轉型的區別而已，無非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區別而已。看不透這點，說明習勇氣可嘉，但是智慧不足。他的價值短板實際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領導中國這麼一個空前複雜的國家的變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習不僅因為全面改革面臨跟官僚集團的政治衝突，更因為價值短板面臨跟社會需求的脫節，跟社會的價值衝突。那麼當他最需要社會支援來解決他跟官僚集團衝突的時候，他會發現社會不理會他，他的身後沒有他所需要的人民。傳統的人民正在升級成為公民，公民則要求重新訂立契約，訂立自由和平等基礎上的契約，廢除霸王條款。而這難道是習可能答應的麼？所以，儘管習一定全力以赴、一定不惜代價改革，但客觀地說，局限於救党保權的改革沒有成功概率；要打通他想像的所謂第三條道路或所謂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社會有需求，就一定會有供給。習不做這樣的供給者，一定會有別的供給者。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在習的身邊，想必早已有別的勢力虎視眈眈，早做好了全部準備。習越是把全部權力抓到自己手上，把所謂全面改革變成他一個人的舞臺，就越意味著他把全部的責任、全部的風險都一個人扛了起來，他也就沒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歷史不會給他任何重來的機會，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錯誤。有人說三中全會決定唱的好聽，但跟《歷史的先聲》一書彙集的中共承諾一樣都是忽悠。這其實是高估了他們，因為他們的信用卡早就刷爆了，早已經沒有了忽悠的本錢。不兌現，即崩盤，這個殘酷的現實習比誰都清楚。這根本就是高空鋼絲上的獨舞，習能走多遠？未來三到十年的中國時局，定會更加波譎雲詭。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