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機而外，習還面臨一個價值危機，或者說人心危機。他的改革決心和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這天花板就是到改革為止。三中那套改革措施如果在十年前胡溫接班時推出，沒問題，能滿足社會需求。最遲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後推出，也還差強人意。但是現在，僅僅改革已經滿足不了社會需求了。為什麼？因為所謂改革，無非是所謂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權。可以限制官僚集團的利益，但黨權不受限制，絕對黨權不動搖，黨權絕不對社會讓步。共產黨仍然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統治黨，而不是像國民黨那樣轉化為接受憲政約束、跟反對派共存的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但當下社會所最抵觸的，恰恰是絕對黨權，以及保衛絕對黨權的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即專政體制。
可以改革，不要憲政，這是習最大的價值短板。憲政是什麼？憲政無非保障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為此嚴格約束公權在中國則重點是約束黨權。但在習看來，接受憲政則意味著中共交槍投降，意味著他做戈巴契夫一樣的所謂叛徒。於是認定這是邪路。而當下中國的社會需求恰恰正是憲政轉型。無非和平轉型還是暴力轉型的區別而已，無非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區別而已。看不透這點，說明習勇氣可嘉，但是智慧不足。他的價值短板實際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領導中國這麼一個空前複雜的國家的變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習不僅因為全面改革面臨跟官僚集團的政治衝突，更因為價值短板面臨跟社會需求的脫節，跟社會的價值衝突。那麼當他最需要社會支援來解決他跟官僚集團衝突的時候，他會發現社會不理會他，他的身後沒有他所需要的人民。傳統的人民正在升級成為公民，公民則要求重新訂立契約，訂立自由和平等基礎上的契約，廢除霸王條款。而這難道是習可能答應的麼？所以，儘管習一定全力以赴、一定不惜代價改革，但客觀地說，局限於救党保權的改革沒有成功概率；要打通他想像的所謂第三條道路或所謂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社會有需求，就一定會有供給。習不做這樣的供給者，一定會有別的供給者。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在習的身邊，想必早已有別的勢力虎視眈眈，早做好了全部準備。習越是把全部權力抓到自己手上，把所謂全面改革變成他一個人的舞臺，就越意味著他把全部的責任、全部的風險都一個人扛了起來，他也就沒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歷史不會給他任何重來的機會，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錯誤。有人說三中全會決定唱的好聽，但跟《歷史的先聲》一書彙集的中共承諾一樣都是忽悠。這其實是高估了他們，因為他們的信用卡早就刷爆了，早已經沒有了忽悠的本錢。不兌現，即崩盤，這個殘酷的現實習比誰都清楚。這根本就是高空鋼絲上的獨舞，習能走多遠？未來三到十年的中國時局，定會更加波譎雲詭。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