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公投前夕筆者曾為文，論述公眾多將焦點置於英國而少談歐盟，但此事對後者亦是「利大於弊」。由於歐洲整合在於追求政治與價值的凝聚，因而作出許多「次佳政策選擇」，並願意為此付出經濟上的代價。從眾所熟知的歐元，到如今因應中國大陸帶路策略與中國製造2025，所建置的外資審查機制與歐盟層級產業政策，都可看出這樣的脈絡。儘管在各國協調與財政規模仍有待努力，但畢竟經濟規模夠大。以英國脫歐為例，因應類似經濟衝擊並付出代價不是問題，迄今反而成功地凝聚了內部成員國間的共識。
對於臺灣來說，可比且值得密切注意者，仍是相對規模較小的英國，因自願離開多國所建構的全球最大單一市場，後續因應措施與效果若得宜，將會是臺灣「脫鉤並分散風險」極佳參考範本。惟迄今幾項發展，是值得我們借鏡思考的：
首先，消弭不確定性是首要目標。脫歐二次公投不切實際，且將使政經不確定性延續更長時間。2019年底英國大選結果受到歐盟歡迎，顯示雙方在堅持己見並已付出相當代價下，仍能理性因應並試圖使後續成本降至最低。
其次，英國並未否認歐盟市場的重要性。二戰後英鎊失去國際貨幣優勢，但倫敦仍能位居金融中心之首，在於成功延續歐洲的美元業務，成為跨大西洋資金供需重心，即使未曾加入歐元區進行深度整合仍是如此。因此延續歐盟通行證與金融營業許可，以及2020年底簽署自貿協議，仍是英國的目標。在此基礎之上，方得以與其他國家地區商議各種可能商機，例如倫敦的人民幣市場自不能與既有的美元及歐元相比，但已成為全球最大並仍具發展潛力。
第三，歐盟2015年發佈「Trade for All」文件，敘明雙邊投資貿易必須將價值觀，包括自由貿易投資、民主人權反奴工產品，綠能環保等議題納入，否則雙邊協議將難以達成。英國雖因歷史法制等因素脫歐，但畢竟與歐陸各國價值觀相近，取代單一市場的經貿協商或將冗長但可期待。「先經後政」的協議模式，在各國間可能性已經降低。
最後，證據顯示經貿引力模式，在電子數位化時代依然成立。簡言之雙邊經濟規模持續增長且地理距離接近下，即使沒有任何制度與價值觀交集，以及任何促進或管理的制度性安排，雙邊往來發展都會是極為自然的事。尤有甚者，是未經協商的單方面優惠措施，雖將使經貿交流增加，卻無助於消弭雙邊的歧異。因此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觸協商並獲致互利共識，仍是在既有經貿交流基礎上，成功遂行「脫鉤與分散風險」並降低成本的重要關鍵。 （相關報導： 江宜樺專文：臺灣民主的興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