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霧霾年年有，但2013年到似乎進入全新高峰：整年，中國陷入沈重的灰暗，少有光亮。
社會如此，政治如此，新聞界更是如此。
2013新聞界大事，以南周事件的悲壯開始，也以南周事件的悲壯結束。
年初的悲壯首先在於，人們的中國夢是被限制的－－不能有「憲政夢」。而後編輯記者們抗爭，甚至揚言罷工不出刊；聲援者在微博上把頭像照片換成黑色的「南方週末」四字，在廣州的南方報業大門口支持南周。
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說，「年初的南周事件，是十年來中國媒體在空間越縮越緊、枷鎖越戴越牢的環境下，零星的抗爭、郁結的悲情的一次匯總式的爆發。 」
年底的悲壯則是去南方報社大門聲援的市民郭飛雄、劉遠東、孫德勝等人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罪名起訴，而網上傳出為了配合警方對郭飛雄等人的指控，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出具了一份說明，指控聲援民眾「對工作秩序產生影響」、「妨礙人員和車輛進出」，甚至造成社內部分會議與活動被迫取消。這份聲明文件引起廣大憤怒，認為南方週末徹底失去尊嚴，內部則有不少編輯表達不同意見的抗議。
十一月爆發另一件新聞界大事，廣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湖南警方跨省逮捕，新快報在報紙頭版大字寫著：「請放人」、「再請放人」。陳永洲後來承認有收企業黑錢，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寫了一篇文章批評說「新聞尋租不可恕」：「陳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於新聞報道權、記者監督權的權錢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其實不啻於新聞界一次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傷最深的是矢誌公義、推動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聞事業。新聞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
這段話引起巨大爭議：在新聞自由欠缺的情況下，應該先要求媒體自律嗎？前南都評論員宋志標說：「新聞人何以不能「自尊自持」？《不可恕》一文回避了更重要的方面。這讓此文除了佐證停頓中掙紮的新聞界，除了註釋了「退步」這一令人羞愧的含義，並不可能產生想象中的教益。說到底，新聞界的自律是被圍困的一種狀態。」
學者胡泳說，這一年是中國市場化媒體的崩盤。但崩盤的又豈止是媒體。事實上，2013年的言論環境被視為是1989年之後最寒冷的一年。
體制的學院工作者因為權力控制和相對的經濟利益，早已被閹割噤聲，這一年年更有不少異議派學者被開除教職，如北大經濟系夏業良、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十一月有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系學者諶洪果因為遭到學校打壓，主動辭職。（他曾在2012年底，因為在校舉辦讀書受阻，沒有地方可舉辦，與學生們站著辦完讀書會，成為全國性事件。）在他的辭職聲明中說：
「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托，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
學院之外，過去數年，所謂「公知」（公共知識分子）成為批判體制與啟蒙公民的重要力量；公知在微博上則轉變為「大V」（亦即有很多粉絲關注的人）。除了知識界，其他名人如企業界或文化人，只要經常批判時政，都在微博上被統稱為公知或大v。但在2013年，這批大v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壓，上半年許多人被銷號或禁言，八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邀請潘石、薛蠻子等十多位大v到場，明確提出了「七條底線」不能碰觸，包括國家利益、公民合法權益等。而後最敢言的幾位企業界大v，薛蠻子被警方以涉嫌賣淫嫖娼帶走調查，王功權因為參與新公民運動被逮捕，微博上人人自危。
不論是學院知識份子或公共知識分子，在網路世界之外，主要還是借助市場化媒體發聲，而這些媒體在過去十年確實讓評論者和報社記者編輯，在傳播公民意識上產生巨大作用。雖然2013年仍有媒體做出了重要的調查報導（見陳婉瑩學者最新文章「中國媒體：拒絕悲情，回歸專業」），但專業主義在中國最終有繞不過去的巨大圍牆，例如這一兩年也有越來越多優秀的調查記者被迫離開崗位。
掌權者策略很清楚：要一手壓抑微博，一手控制傳統媒體。
灰色霧霾越來越濃，而權力正在霧霾之中不斷擴張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