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2020總統大選輸贏及未竟之事

2020-01-15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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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以選票結構來說,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右)個人並沒有輸,他以一個首次參加總統大選的黑馬來說,成績竟然比上一次有深厚政務官資歷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還要高出許多,這說明了他仍是本階段藍營的重要中生代政治領袖,而且是藍營中很稀少的具有街頭演說和群眾動員力的民粹式領袖。(資料照,顏麟宇攝)

作者分析,以選票結構來說,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右)個人並沒有輸,他以一個首次參加總統大選的黑馬來說,成績竟然比上一次有深厚政務官資歷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還要高出許多,這說明了他仍是本階段藍營的重要中生代政治領袖,而且是藍營中很稀少的具有街頭演說和群眾動員力的民粹式領袖。(資料照,顏麟宇攝)

2020大選終於落幕,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以前所未有的817萬超高票獲得勝選連任,得票比例高達57%,在諸多外在因素像是太陽花運動殘局、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中事件等諸種衝突中,以無比堅毅的人民選票支持表達了親美、拒中和台灣主體性的立場。這是自從1996年台灣第一次超越憲法內閣制精神而執意舉行總統直選以來所展現的最高獨台精神意志。然而,在這個全世界都在想方設法超越國族界線來形成更大市場區域聯盟的全球化時代,這個看似進步的「保台」及「維持現狀」國家立場,卻也是與「渴望求變」的東亞和時代發展趨勢完全相反的保守立場。借用卡夫卡的隱喻修辭,這叫做「在捍衛政權上贏了,卻在未來經濟發展上輸了大轉型的機會」。

在選票結構上,民進黨大贏主要是大量增加了兩種民意支持: 一是年輕世代首投族的完全支持,有將近118萬的新選票幾乎完全投向保台立場。二是反中和恐中運動奏效,使得本來比較理性的中間選民被最高國家危機和恐懼總動員而站邊投票。前者乃是歸功於解嚴後三十年來本土派在意識形態和歷史教育中長期經營的成果,通過修改教材「去中國化史觀」來支援建國運動,但同時卻也做了迥異於當代其他民族國家做全球化史觀與世界觀轉型工作。因而,新世代知青的史觀教育,只知有台灣,不知台灣與中國的聯繫,更不知兩岸問題乃源自二次世界帝國戰爭所造成的「分裂國家」普世議題,因而造成了年輕世代激情「反中、抗中」並自以為很進步的政治立場。後者則是因應「反中運動」的效應,這是被媒體有意誤導的經濟停滯矛盾,從本該被檢討的國家全球化經濟轉型失敗政策誤導向對中國的敵意。

20200111-民進黨黨部開票之夜,總統蔡英文成功連任。(簡必丞攝)
作者認為,民進黨大贏主要是大量增加了兩種民意支持: 一是年輕世代首投族的完全支持,有將近118萬的新選票幾乎完全投向保台立場。二是反中和恐中運動奏效,使得本來比較理性的中間選民被最高國家危機和恐懼總動員而站邊投票。圖為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資料照,簡必丞攝)

總之,民進黨的大贏確保了本土派政權和國內建國運動的勝利,卻也因過度激烈地反中,使得未來需要通過兩岸和解與合作來進行的「區域性經濟整合計畫」將更窒礙難行。如果十年之內亞洲最大自貿區「東協十國」及其整合亞洲超過十五個國家的自由貿易聯盟RCEP興起,在區域中被孤立的台灣將會遭遇比面對中國崛起更激烈的經濟災難,這是在勝選之後應當擔憂的問題。

至於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這次選舉上得到552萬票,只得到38%的民意支持來說,他不只翻轉了過去藍綠六四比的基本盤,也使得原本渴望「通過親中來發大財」的民意挫敗。藍營的選票流失主要有幾種: 一種是上述的理性中間選民因恐懼而解散站在國家保護主義那邊。第二種是藉由韓流民粹所動員的選民,本來並不是藍營主軸,原來在市長選舉中支持的群眾在總統大選中有所退縮。這是原本以資產階級、軍公教和中產階級為主的政黨想學民粹策略,在市長選舉上初嚐勝利滋味但卻在總統大選中失敗的教訓。主要是因為市長和總統選舉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場域,前者是實質建設和民生議題,後者則多涉及認同政治和主權論述,因而需要完全不同的政治修辭。

20200111-2020總統與立委大選,國民黨落敗,黨部前支持者表現失落,並一起唱愛國歌曲。(蔡親傑攝)
作者認為,藉由韓流民粹所動員的選民,本來並不是藍營主軸,原來在市長選舉中支持的群眾在總統大選中有所退縮。圖為韓粉。(資料照,蔡親傑攝)

其實,國民黨的敗選是需要深度分析的。以選票結構來說,韓國瑜個人並沒有輸,他以一個首次參加總統大選的黑馬來說,成績竟然比上一次有深厚政務官資歷的朱立倫還要高出許多,這說明了他仍是本階段藍營的重要中生代政治領袖,而且是藍營中很稀少的具有街頭演說和群眾動員力的民粹式領袖。但真正輸掉民意支持的,應該是更深層的政黨形象、路線、組織及統合能力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是「與價值觀、路線和意識形態相關的危機」。

舉例來說,強調兩岸和平與合作的「九二共識路線」其實在當代全球化轉型時刻,方向上並沒有大錯。但以國民黨這老派政黨來領導,他忘了做許多相關的「政治信任感」的補救措施、冷戰意識形態轉型以及相關社會說服工作,以至於在威權老面孔還沒有完全民主轉型之前,老政黨所做的新世代政治和平計畫在實踐上會被質疑政治代表性和正當性問題。相較而言,世界冷戰是美國保守派共和黨所發動的反共運動和教育內容,當他要轉向與中國和平建交時,他必須主動執行「去冷戰的轉折說明」才能說服他的國民。但國民黨卻沒做這件事。

再者,是在兩岸關係中主張正常貿易是沒問題的,問題是出在為何跳過「比較對等的經貿談判」而採用這種「訴諸民粹夜市交易的模式」,它使得兩岸貿易的秩序和市場倫理大亂。這些亂象就牽涉了比較深層的政黨價值和路線的闡述,很顯然地並沒有被講清楚。筆者的意思是,兩岸經貿正常化這件事看起來是經濟事務,但它其實牽涉了一個政黨所背負的基本政治論述,包括了:「去冷戰視野的新兩岸觀和新世界觀」、「為何在經濟轉型需求上需要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為何需要在全球經濟轉型壓力中同時處理戰後難解的分裂國家議題」,以及「為何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政策需要徹底轉型」等這些關於「價值觀」、「世界觀」、「國共及兩岸史觀」以及「台灣全球化經濟轉型策略」等目標與路線的建構。這些功課沒做好時,就會不斷地被質疑路線的正當性,甚至因為前後的政治立場差太多而蒙上「共諜」的陰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談話。(美聯社)
作者指出,在兩岸關係中主張正常貿易是沒問題的,問題是出在為何跳過「比較對等的經貿談判」而採用這種「訴諸民粹夜市交易的模式」。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還有,國民黨的黨員結構中明明就有許多財團、企業家、知識菁英、軍公教和中產階級,為何不好好經營這個穩健的經濟實務家、中產和中間路線,以務實的經濟管理和發展政策來有效解決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境,卻使用中下階層勞工瘋狂而弱智的民粹路線呢?! 以及,在兩岸路線中為何採取激進的親中統合路線,而非穩健的兩岸談判與協商貿易路線呢?! 這些在選戰中出現「圖文不符」的現象,就是國民黨敗選的主因之一。相較於美國民粹領袖川普的策略,他的崛起其實是美國高科技經濟興起後失落和失業的傳統產業與藍領(中產)勞工,川普雖以弱智粗鄙的民粹語言來選舉,但他的政見卻始終是從一個成功企業家角度出發,非常務實又有效的全球市場經營和管理策略,以及非常務實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新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略,才使他人氣長紅。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國民黨要拋棄自己這個真正有實力的主軸來打選戰?! 究其實,就會發現這種任意主義式的民粹運動策略,可能就是政黨沒有整合好內部的企業家集團和代表才出現的次等化(second best)選戰策略。也正因為這個次等化的選戰策略,使得藍營實力比較強的涉及當今全球化、經濟觀和兩岸觀的論述,在大選中反而失去了有說服力的主戰場。

至於曾因應紅衫軍改革運動而起的「中間選民」和「第三勢力」,以及隨第三勢力而起的「小黨組黨運動」,反而在選戰中紛紛潰散,有些則躲到大黨中帶槍投靠,發生了黨主席被摸頭、被收編、被共謀化的荒謬發展,簡直自打嘴巴。這次總統選舉中,只有以台北市長柯文哲為首的「台灣民眾黨」還維持了第三勢力的立場,並在政黨票中表現得最突出,贏得將近10%的民意支持,這些小黨的發展未來仍值得觀察。筆者對這些當年以「超越藍綠」為主題而崛起的第三勢力有些意見,這些小社群和小政團對當代台灣所處的「世界局勢」和「區域定位」缺乏了比較宏觀的視野,以至於在政略選擇上顯得不穩定、任意化又太過個人主義,導致他們難以在兩大政黨中形成具有政策實力的「關鍵少數」。再者,第三勢力中最關鍵的「文化界」、「媒體界」和「社運界」等,這些過去在國家資源分配系統中比較弱勢和邊緣的社群,對於「文化立國」、「參與式治理」或「民粹治國」等這些政治意志和政策目標的知識太貧乏了,政治視野和政治能力不足,無法真正進入國家領域來鬥爭或競爭,造成了社群缺乏政治意志力而有「零散烏合之眾」的發展限制。當然,也許不能太怪小黨,很可能是當今規範政黨的新法律限制了他們茁壯的空間,被兩大政黨夾殺,加上兩個政黨在兩岸政見上趨於「立場極端化」,逼使選民在「保台」和「親中」之間選立場,導致小黨和中間選民有潰散的現象。總之,第三勢力的戲劇性消長讓我們看見公民政治組織能力的學習過程。

2020年1月5日,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將不排除攻打伊朗的重要文化遺址,引發各界撻伐。(AP)
作者說明,美國總統川普(見圖)雖以弱智粗鄙的民粹語言來選舉,但他的政見卻始終是從一個成功企業家角度出發,非常務實又有效的全球市場經營和管理策略,以及非常務實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新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略,才使他人氣長紅。(資料照,AP)

卡夫卡這位哲人曾在一則關於「隱喻」文中寫道: 有三個人在一場比賽之後討論輸贏的問題。第一個人說: 「你贏了。」第二個人說: 「我在數量化的分數上輸了。」第三個人說: 「不,其實你們是在隱喻上皆輸了。」他利用對話的形式,彰顯了語言中很重要的「隱喻」的修辭意義和力量。其實,選舉中所建構的文宣、路線和政見正是具有這種經過隱喻和修辭而產生的巨大社會群眾影響力。可惜的是,這次大選中的文宣和論述都沒有真正關乎未來政治領導權、經濟轉型升級政策和文化發展路線的辯論,甚至也沒有關乎統獨、共同體轉型或中美貿易政治立場的辯論,多半是ㄧ些政治人物瑣碎攻防、政治陰謀和各種謠言小道消息。這應該是總統選戰中全民皆輸的部分,因為我們浪費了一場可以全國規模來針對「爭議性政治主題」大鳴大放,由公民和候選人來公開進行政治大方向辯論與對話以促成「發展共識」的機會。

讓我們借用卡夫卡的智慧用來看待2020這回政治選戰的輸贏問題。筆者初步的結論就是: 「蔡政府在捍衛本土政權、台灣主體和投票民主形式上贏了。但卻在涉及台灣未來更大規模的全球區域經濟和兩岸關係轉型上輸了。而在涉及第三勢力最關心的弱勢治國、性別平等、創意產業和全球華人文化市場發展上,則更徹底地輸給了舊時代的冷戰意識形態。」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政治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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