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情報協助外，B-29轟炸機在空襲九州、滿洲國與台灣的途中難免會經過8路軍與新4軍的根據地。假若B-29因為遭遇日軍反抗被擊落，或者機件故障必須要迫降到這些根據地的時候，美軍飛行人員會需要來自於中共軍隊的幫助。蔣中正明白這個需求是真實存在的，也就同意了華萊士副總統的建議，讓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由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指揮的美軍延安觀察組，與共軍的合作範圍確實是以搜救美軍飛行員，還有替第20轟炸機司令部蒐集氣候情報為主。淪陷區裡的日軍還有汪精衛政權情報，同樣也透過包瑞德傳遞給了駐華美軍司令部。假若雙方的合作只停留在此有限度的軍事層面上，或許蔣中正與美國還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不過跟著觀察組到延安的兩名美國外交官，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s Jr.）與駐華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思（John S. Service），卻不斷向重慶發回有利於中共，並且詆毀國民政府的政治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戴維斯與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將對中國的承認對象，由蔣中正領導的重慶轉移到毛澤東領導的延安。
他們深信戰後中國的命運將會由中國共產黨來決定，所以美國應該趁二戰尚未結束之際承認毛澤東，甚至指派他取代蔣中正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唯有這樣做，才能讓美國得到一個比國民政府更具效力的抗戰盟友，並確保中國在戰後繼續與美國合作抵抗蘇聯。戴維斯與謝偉思認為毛澤東是「紅皮白心」的民族主義者，遲早將和「老大哥」蘇聯翻臉。
事實上在南斯拉夫戰場，英國首相邱吉爾就真的將承認對象由效忠王室的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轉移到共產黨人狄托（Josip Tito）身上。因為邱吉爾相信，狄托不只比米哈伊洛維奇更積極抵抗德軍，而且還是位骨子裡反抗蘇聯的民族主義者。與其堅守反共立場力挺米哈伊洛維奇，讓狄托與史達林繼續緊抱在一起，倒不如提早承認狄托好讓他去與史達林對抗。
南斯拉夫戰場上的前車之鑑，讓蔣中正憂慮英國的政策會在中國戰場上被美國故技重施。國軍最精銳的部隊此刻正在史迪威指揮下遠征印緬，國內的部隊卻在日軍「一號作戰」打擊下兵敗如山倒。失去美國的外交承認，給國民政府帶來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更何況與此同時，史迪威將軍還膽大包天的向蔣中正索要中國軍隊指揮權，讓中美關係瞬間跌到了冰點。
用B-29來「激勵中國士氣」
美國終究不是英國，羅斯福也終究不是邱吉爾。雖然國軍在「一號作戰」的表現讓羅斯福失望透頂，但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整個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比蔣中正還要親美的勢力。於是他一方面委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將軍出使中國，斡旋國共以及蔣中正、史迪威之間的緊張關係，二方面是準備讓B-29實現其派赴成都六個月來都沒有實現的一項戰略目標，那就是激勵中國士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