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的韓國瑜，因為用了一首《夜襲》當競選歌曲，遭到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攻擊，認為他漠視了二戰時慘遭美軍轟炸死亡的岡山居民。到了今年1月，則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第六次的《告台灣同胞書》，重新宣誓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國兩制」解決兩岸問題的決心。
這兩件看似沒有直接關連的事情，其實因為一款二戰時期的美軍轟炸機而緊密聯繫到了一起，那就是由波音（Boeing）生產的B-29超級空中堡壘。B-29因為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乃至於以燃燒彈攻擊日本本土的關係而聞名於世。由於日本在遭到兩顆原子彈攻擊後不久，就宣佈向以美國、中國、英國與蘇聯為代表的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人們普遍認為B-29終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光是1945年3月10日的大空襲，就造成日本首都東京近10萬軍民傷亡。也難怪許多日據末期經歷過美軍空襲的老前輩，都聲稱向自己丟炸彈的是B-29轟炸機。可實際上，B-29針對台灣的目標只執行過七次空襲任務，發生於1944年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17日、1945年1月9日、1月14日、1月15日與1月17日。
比起自1945年1月11日起，幾乎天天自菲律賓起飛來襲台灣的美國陸軍第5航空軍B-24與B-25等轟炸機而言，B-29帶來的實質破壞其實是相對有限的。因為負責指揮B-29的美國陸軍第20航空軍，始終是以日本本土而非台灣為首要軍事打擊目標。不過台灣的政治命運，卻真的因為B-29而被徹徹底底的扭轉。歷史上第一次的《告台灣同胞書》，也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發表的。
B-29為什麼來到中國？
空襲台灣的B-29轟炸機，是由四川成都的新津、邛崍、彭山與廣漢等四座機場起飛的，從而讓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撿到了槍，指控國民黨為從海峽對岸來襲高雄的敵機興災樂禍。然而75年前來襲高雄的B-29，終究隸屬的是美國陸軍航空軍，並不是由中華民國空軍，乃至於當時尚未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派遣，筆者實在不知道民進黨想表達的意義是什麼？
還是在民進黨人的內心裡，其實美國也是台灣的敵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華民國空軍唯一參與過對台灣的轟炸行動，僅發生於1943年11月25日的新竹空襲而已。民進黨不斷操弄美軍空襲台灣這個議題，難道是要煽動台灣人民的反美意識嗎？或許民進黨現在還沒有這個膽，但是台灣與澎湖主權能在戰後歸屬中華民國，確實是大大得益自這些由美軍發起的空襲行動。
換言之，美軍曾經是推動兩岸由分裂走向一統的重要力量，甚至用「促統急先鋒」來形容都不為過。此一論點可能會跌破眾多讀者的眼鏡，但卻是75年前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首先筆者要討論B-29是如何被派遣到中國來的。非常巧合的一點是，B-29來中國與台灣戰後主權歸屬這件事情，居然同樣是在開羅會議上決定的。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就致力於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好讓中美兩國成為擊敗日本侵略者，並共同建立戰後亞洲新秩序的合作夥伴。只可惜在同盟國「歐洲第一」的戰略佈局下，中國獲得美國援助的順序始終排在英國與蘇聯之後。對於美國到底有沒有把中國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蔣中正是持懷疑態度的。
尤其是原本已經被派到印度，準備以中國為前進基地空襲日本本土的12架B-17E與一架B-24D轟炸機，又因為北非戰場的需要被臨時調往埃及，更讓蔣中正對羅斯福大失所望。對此羅斯福也深感抱歉，畢竟當美軍全力支援北非與地中海戰局，對抗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與維琪法國的同時，亞太戰場還要靠國軍的力量去牽制中國戰場上的100萬日軍。
更重要的是，羅斯福總統本身是一位反殖民主義者，不希望蔣中正如看待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般地看待他。假若蔣中正真的也把美國視為如同英國的殖民主義者，那麼中華民國很可能投入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懷抱之中，這將給同盟國的亞太戰略帶來毀滅性打擊。在沒有辦法調整「歐洲第一」軍事戰略的情況下，美國必須對中國做出更多政治讓步來防止蔣中正對日溝和。
於是就有了羅斯福不顧邱吉爾與史達林反對，硬是要將蔣中正列為同盟國四強的情景。台灣與澎湖能回歸中華民國，也是基於「穩住中國」的政治需要，畢竟就連汪精衛政權都在日本協助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想要讓蔣中正堅定不移的支持同盟國，光是廢除掉歐美國家在華的既有特權是不夠的。派遣能空襲日本本土的戰略轟炸機進駐中國，同樣是為了鼓舞國民政府的抗敵意志。
或許是受到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影響，蔣中正十分看重空中武力，認為強大的空軍能讓他在損失最少的情況下提前結束與日本的戰爭。所以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將超遠程轟炸機（Very Long-Range Bomber），即B-29超級空中堡壘部署到中國的決定，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他對蔣中正的誠意。隨著B-29的到來，中國總算能在盟軍擊敗軸心國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馬特杭行動」的附帶問題
隨後約有70萬成都的民工，在國民政府與四川省政府的動員下投入超遠程轟炸機機場的興建工作。民工們靠著圓鍬、十宇鎬、鐵鏟、大小鐵錘以及石碾子等原始設備，硬是在1944年4月打造出了四座全遠東最現代化的機場來給B-29起降。首架B-29轟炸機，則於4月24日降落在成都廣漢機場，開啟了超級空中堡壘與中國的緣分。
B-29到了中國，是否指揮權也該給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中正是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統管所有盟軍在中國內地、泰國與北越的行動。進駐中國的B-29，理所當然該接受蔣委員長的指揮，支援國軍的對日作戰。同時兼任第14航空軍司令與中華民國空軍參謀長的陳納德，不斷提醒蔣中正要向羅斯福爭取超遠程轟炸機的指揮權。
憑藉著自己與蔣委員長的情誼，陳納德相信B-29的指揮權給了蔣中正就等同於給了他本人。然而看在時任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的阿諾德（Henry H. Arnold）眼中，把B-29交給陳納德指揮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陳納德過去在美軍服役時就與阿諾德等陸航建制派的關係勢如水火，而且還是在後者的壓力下被迫提前除役。
看在阿諾德眼中，B-29只會被陳納德拿來推廣自己在中國戰場的事業，而不是用來執行空襲日本本土的計劃。B-29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確實是一款老舊的飛機，但是在75年前卻是如同今日B-2般的具有強大威力。這樣的超級武器必須牢牢控制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手中，不能讓陳納德及蔣中正等「外人」染指。
於是在「馬特杭行動」（Operation Matterhorn）的名義下，進駐中印緬戰區的B-29以印度的五座機場為後方基地，以成都的四座機場為前進基地，專門對日本本土、滿洲國以及台灣等戰略目標實施轟炸。由於並不負責支援中印緬戰區的軍事行動，B-29不隸屬於中國的第14航空軍和印度的第10航空軍，而是編為一個獨立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由華府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直接遙控。
第20轟炸機司令部以第58重轟炸機聯隊為主力，下轄第40、第444th、第462與第468等四個重轟炸機大隊。蔣中正或陳納德若想要把B-29投入中國戰場，必須要透過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lwell）提出申請。眾所皆知的是，史迪威與陳納德、蔣中正的關係都極為惡劣，而且他還把一切精神與資源都投入到打通中印公路的地面作戰，自然不會認真替中國爭取B-29使用權了。
蔣中正與陳納德固然是指揮不動B-29，可B-29終究還是進駐到了成都這個前進基地。而做為一款遠程戰略轟炸機，B-29的吃油量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龐大。雖然參謀首長聯席會信誓旦旦的表示B-29不會動到國民政府的物資，還派出C-109與由B-24改裝的C-87等運輸機飛越駝峰輸送物資，甚至還連一些B-29都充當臨時的運輸機，但是物資不足的問題終究無法解決。
很快第20轟炸機司令部就發現，他們從成都起飛每轟炸日本本土一次，就需要來回在駝峰航線上飛行七次，每次任務11小時來搞定需要的燃料與彈藥。在轟炸日本本土為第一優先的戰略考量下，原本要供應給第14航空軍與國民政府的駝峰物資，就難免為第20轟炸機司令部挪用去。B-29幫不上忙就算了，還將中國有限的駝峰物資吸走，那可真是讓陳納德與蔣委員長氣到直跳腳。
從1944年4月開始，國軍正面臨日軍動員52萬兵力發起的「一號作戰」攻勢，急需美軍提供空中支援。B-29奉命不能介入中國戰場的軍事行動，同時還逼迫陳納德必須將第312戰鬥機聯隊的200架P-47與P-51部署到成都，保護B-29的安全。僅有500架飛機的第14航空軍，還要抽出150架飛機支援史迪威在滇緬戰場的反攻，只能拿出最後的150架飛機來抵擋「一號作戰」。
到了1944年秋天，不只是陳納德與蔣中正希望B-29離開中國，就連指揮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李梅（Curtis E. Lemay）也認為成都不是轟炸日本的理想基地。成都究竟還是離日本本土太遠，B-29想要來回往返兩地的話，攻擊範圍就只能涵蓋到日本九州。對於日本中心地帶的本州，第20轟炸機司令部幾乎是無能為力。
幸運的是，1944年7月傳來了美軍收復塞班島，並於關島、天寧島登陸的好消息。這三座位於馬里亞納群島的島嶼，距離東京只需要1,500英里的飛行航程，在B-29的攻擊範圍之內。此刻另外一支名為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飛行單位已經組成，待美軍完成關島與天寧島的攻勢之後就要進駐馬里亞納群島，並與中印緬戰區來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合組為第20航空軍。
開啟通往延安之路
所以到了1944年7月，B-29離開中國幾乎已經成了時間上的問題。在B-29不願意支援國軍抵禦「一號作戰」的情況下，這項決策並不會真正激怒到蔣委員長。真正讓蔣中正難以忍受的，是B-29給了讓美國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關係的絕佳理由。看在蔣中正眼中，日本不過是「疥癬之疾」，中國共產黨才是他真正優先消滅的「心腹大患」。
華府若與延安建立軍事合作關係，無疑將賦予中共來自西方自由世界的國際承認與合法性，這是堅持「一個中國」的蔣中正所絕對不樂見的。羅斯福總統也不樂見蘇聯與中共壯大，但是眼下與納粹德國還有日本帝國的戰爭吃緊，自由世界需要來自共產主義陣營的協助才能擊敗法西斯。所以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希望國共能夠暫時放下意識形態的隔閡，共同對付侵略中國的日本。
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於2014年爆發的反伊斯蘭國戰爭。從歐巴馬總統到川普總統，歷屆美國政府總是希望敘利亞阿塞德政府與反抗他的自由軍、庫德武裝盡棄前嫌，全力對抗危害西方世界的恐怖組織。一如既往的是，這樣的政策終究是兩面與多面不討好的。如今伊斯蘭國雖然已經碎片化，可阿塞德、自由軍與庫德族的衝突卻還沒有結束的跡象，甚至還捲入了伊朗與土耳其等外國勢力。
同樣的，蔣中正與毛澤東也不可能真心放下對彼此的成見，團結起來對抗日本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最終要被美國擊敗的日本終究只是中國戰場的過客。國共兩軍都做好了準備，在日本投降的第一時間就大打出手，重啟1936年西安事變後暫時停止的內戰。甚至講一句更實在的，國共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在他們抵抗日軍的同時仍不斷上演，所謂的停止內戰根本就不存在。
毛澤東想趁抗戰發展實力，蔣中正又何嘗不想把打擊日本的責任通通交給美國，自己全力撲滅共產黨呢？但身為中華民國合法的軍政領導人，又是盟軍承認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他所肩負的壓力卻又是遠遠的大過毛澤東。首先是蔣中正不被允許運用美國武器投入內戰，所以監控延安的胡宗南部隊採用的還是抗戰初期蘇聯援助的武器，實在是歷史的一大諷刺。
其次是打著反共旗號入侵中國的日軍，也不打算放過蔣中正。這不只是在於蔣中正手下的黃埔系是抗日的核心力量，還在於蔣中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堅定的與同盟國站在同一陣線。此一選擇讓日本人急於推動的「大東亞共榮圈」，無法在戰況對日本最有利的時候實現。如今戰局對日本已十分不利，就算自知戰敗已無法避免，日軍也無法坐視蔣中正成為戰後中國的領導者。
所以日軍發起「一號作戰」的真實目的，並不只是要打通中國大陸的陸上交通線，或者是消滅威脅日本本土的美軍飛行基地而已。其根本目的，還是要藉由一次給黃埔系軍隊毀滅性的打擊，來動搖國民政府在戰後繼續統治中國的根基。「一號作戰」也確實達成了這樣的目的，給國軍帶來了75萬人到100萬人的慘重傷亡，蔣中正根本沒有選擇，只能繼續留在同盟國陣營裡面。
雖然蔣中正認為，羅斯福要求國軍與共軍合作抗日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是他終究還是需要美國。哪怕是在日本投降後，中國接下來與蘇聯、中共的鬥爭也還是需要美國協助，所以他只能退讓。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訪問重慶，並以B-29需要中共提供的淪陷區情報為由，派遣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除了情報協助外，B-29轟炸機在空襲九州、滿洲國與台灣的途中難免會經過8路軍與新4軍的根據地。假若B-29因為遭遇日軍反抗被擊落，或者機件故障必須要迫降到這些根據地的時候，美軍飛行人員會需要來自於中共軍隊的幫助。蔣中正明白這個需求是真實存在的，也就同意了華萊士副總統的建議，讓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由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指揮的美軍延安觀察組，與共軍的合作範圍確實是以搜救美軍飛行員，還有替第20轟炸機司令部蒐集氣候情報為主。淪陷區裡的日軍還有汪精衛政權情報，同樣也透過包瑞德傳遞給了駐華美軍司令部。假若雙方的合作只停留在此有限度的軍事層面上，或許蔣中正與美國還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不過跟著觀察組到延安的兩名美國外交官，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s Jr.）與駐華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思（John S. Service），卻不斷向重慶發回有利於中共，並且詆毀國民政府的政治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戴維斯與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將對中國的承認對象，由蔣中正領導的重慶轉移到毛澤東領導的延安。
他們深信戰後中國的命運將會由中國共產黨來決定，所以美國應該趁二戰尚未結束之際承認毛澤東，甚至指派他取代蔣中正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唯有這樣做，才能讓美國得到一個比國民政府更具效力的抗戰盟友，並確保中國在戰後繼續與美國合作抵抗蘇聯。戴維斯與謝偉思認為毛澤東是「紅皮白心」的民族主義者，遲早將和「老大哥」蘇聯翻臉。
事實上在南斯拉夫戰場，英國首相邱吉爾就真的將承認對象由效忠王室的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轉移到共產黨人狄托（Josip Tito）身上。因為邱吉爾相信，狄托不只比米哈伊洛維奇更積極抵抗德軍，而且還是位骨子裡反抗蘇聯的民族主義者。與其堅守反共立場力挺米哈伊洛維奇，讓狄托與史達林繼續緊抱在一起，倒不如提早承認狄托好讓他去與史達林對抗。
南斯拉夫戰場上的前車之鑑，讓蔣中正憂慮英國的政策會在中國戰場上被美國故技重施。國軍最精銳的部隊此刻正在史迪威指揮下遠征印緬，國內的部隊卻在日軍「一號作戰」打擊下兵敗如山倒。失去美國的外交承認，給國民政府帶來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更何況與此同時，史迪威將軍還膽大包天的向蔣中正索要中國軍隊指揮權，讓中美關係瞬間跌到了冰點。
用B-29來「激勵中國士氣」
美國終究不是英國，羅斯福也終究不是邱吉爾。雖然國軍在「一號作戰」的表現讓羅斯福失望透頂，但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整個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比蔣中正還要親美的勢力。於是他一方面委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將軍出使中國，斡旋國共以及蔣中正、史迪威之間的緊張關係，二方面是準備讓B-29實現其派赴成都六個月來都沒有實現的一項戰略目標，那就是激勵中國士氣。
不過阿諾德與李梅等人堅持，B-29在中國戰場上不能用於執行戰術轟炸任務，所以要激勵國民政府的抗敵意志，最好的選擇還是轟炸台灣。根據李梅將軍評估，台灣同樣沒有什麼值得動用B-29轟炸的戰略目標，頂多在高雄岡山有一個海軍第61航空廠，但是其戰略價值甚至還不如滿洲國境內的滿洲航空株式會社，頂多只能算是戰術目標。
而且為了支援對雷伊泰灣的登陸作戰，美國海軍第3艦隊麾下的第38特遣艦隊已經準備於1944年10月發起對南台灣的大規模空襲行動。要殲滅南台灣的日軍航空武力，光靠F6F戰鬥機、SB2C轟炸機與TBM魚雷攻擊機等海軍艦載機其實已綽綽有餘，是否需要勞師動眾從成都派遣B-29執行轟炸，是遭到李梅質疑的。
但是讓中國參與美軍空襲台灣的任務，有履行美國在開羅會議上支持中華民國收復台灣、澎湖的廣大政治效益。而自1942年8月，美國託管派在《時代》（Time）、《生活》（Life）與《幸福》（Fortunate）等雜誌上發表名為《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a trans-Pacific highway），主張台灣戰後由國際託管的文章後，中美兩國就已經因為台澎主權歸屬鬧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不愉快。
雖然在開羅會議上，台灣與澎湖回歸中華民國的戰後命運得到羅斯福總統追認，可是連把B-29派往中國支援國軍作戰一事都只完成了「半套」，蔣中正又要如何相信美國支持中國收復快要被割讓給日本50年的失土？此時此刻，以B-29空襲台灣，就成為美國是否有誠意實踐對中華民國承諾的一個政治指標，尤其是中美關係受到史迪威事件影響的惡劣情況下。
為了安撫蔣中正，B-29最終還是執行了1944年10月14日轟炸岡山、10月16日空襲岡山、屏東、高雄以及10月17日炸射台南、高雄、左營與台中的任務。這些空襲的規模都以純軍事目標為主，對台灣民眾的實際影響不大，但仍讓李梅出動了整整302架次的B-29。從後勤補給的角度來看，對第20轟炸機司令部是相當大的折損。
所以10月17日的空襲後，李梅暫停了對台灣的攻擊行動。沒想到過了兩天以後，史迪威就被羅斯福總統下令召回，從根本上解除了這顆影響中美關係的不定時炸彈。新上任的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更是積極執行羅斯福安撫蔣中正的政策。他在1944年12月18日，又破天荒的為國民政府申請到B-29來執行空襲漢口的任務。這也是第20轟炸機司令部成立以來，唯一一次針對中國內地目標實施的空中打擊任務。
到了1945年1月，不只是馬里亞納群島戰役已經以美軍勝利宣告結束，雷伊泰灣海戰同樣也獲得空前成功。為了支援美軍對仁牙因灣的登陸作戰，並進一步反攻收復呂宋，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再度來襲台灣。由成都起飛的B-29轟炸機又被動員執行1月14日空襲嘉義、台中、花蓮，還有1月15日與1月17日空襲新竹的任務。
完成了對台灣的最後三次空襲行動後，第20轟炸機司令部從成都的前進基地撤出，往印度方向集中並將攻擊方向轉往新加坡、馬來亞與印尼等東南亞的軍事目標。第20轟炸機司令部於1945年3月離開印緬戰區，飛往馬里亞納群島與第21轟炸機司令部會師，共同以日本本土為目標實施地毯式轟炸，為「馬特杭行動」畫下句點。
B-29由中國戰場起飛空襲台灣，不只是在政治上彰顯了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也在軍事上讓國軍能參與到盟軍對日本的打擊行動。來自美國海軍官方的資料顯示，第38特遣艦隊在空襲台灣的過程中，透過梅樂斯（Milton E. Miles）與戴笠將軍領導的中美合作所與第20轟炸機司令部保持協調，防止美國海軍艦載機把B-29當成日機擊落的悲劇發生。
對台灣的轟炸，理所當然激勵了中國人的軍心士氣。重慶的《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與《新華日報》，都引用中央通訊社的報導刊登了B-29空襲台灣的消息。過去包括蔣中正在內，沒有中國人膽敢奢望還有機會收復台灣。如今B-29的登場，確實大幅增加了台灣與澎湖重歸中華民國的可能性。受到激勵的當然不會是只有國民黨，共產黨同樣也是！
第一次《告台灣同胞書》
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爆發前，曾依循共產國際指示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但是在開羅會議後，這個立場隨著台灣與澎湖回歸中華民國的大局底定而被徹底扭轉。中共的任務不在是支持台共黨人成立台灣人民共和國，而是讓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後，結合兩岸共產黨人的力量建立一個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在對待台灣主權的立場上，中國共產黨表現的比國民黨還要強硬。
延安理解到，美國終究不像英國那樣能跳躍意識形態的鴻溝，放心把中國交給仍服膺於蘇聯的中共統治。無論戰後的美國是否還會一如戰時那般大力支持國民政府，最終美國都將難以避免成為中共的敵人。所以美軍對台灣採取包括轟炸在內的軍事行動，其實是中共所不樂見的，因為最後的受益者必然是將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
然而戰時的中共沒有實力推翻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而且老大哥蘇聯與美國又是共同打擊納粹的盟友，外加國民政府因為領導抗戰又收復台灣，在大陸民眾心中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共產黨在這個議題上還是要採取支持盟軍的立場。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一樣，都主張台灣與澎湖主權在戰後回歸中國，也都反對國際託管派的主張。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雙方都堅持台灣與澎湖屬於廣義大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對於台灣與美國的戰後關係，國共雙方卻有截然不同的認知。國民政府仍把美國視為盟友，並理解美國不願意見到台灣落入反美勢力手中的顧慮。蔣中正更是早在美國對日宣戰前，就宣布支持台灣與澎湖在戰後成為美國海空軍基地，中美兩國共同維繫西太平洋秩序。
共產黨對於這個建議則是徹底反對，主張抗戰勝利後台灣應該完全的回歸中國，不該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結成一線。這是中國共產黨從蘇聯的角度思考，恐懼台灣被用來包圍共產主義陣營的堅持。當然中共可能也預料到自己最終會與蘇聯分道揚鑣，那麼台灣就更不能成為美國的海空軍基地，否則被包圍的就是自己了。
具有中共地下黨員身分的台灣人李純青，於1944年10月21日就在《大公報》上發表名為《由台灣海空戰到菲律賓登陸》的社論。李純青首先對美軍持肯定立場，指出：「經過大炸台灣的試驗，已可看出菲律賓大戰的雛型。第一，狂飆的轟炸，必繼續不斷出現，這是說的空戰，屏東、岡山、台南的機場，都是菲律賓日本陸軍的掩護者。要進攻菲律賓，便不能不在台灣反覆進行空戰。」
可見當年的台籍中共黨員，深知反法西斯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政治正確，並沒有譴責美軍轟炸造成多少台灣人死亡。只是與國民政府立場不同的是，李純青並不希望B-29離開中國，而是希望美軍能持續以成都為基地轟炸台灣。李純青指出：「轟炸台灣的有效基地，最好還是中國大陸，無論如何必須擴大加強在華的美國空軍。」
在社論中，李純青還特別突出了B-29的功勞。他表示：「以此次的作戰為證，美第58機動艦隊曾出動飛機千餘架，據敵人估計，該艦隊擁有航艦24艘，主力艦六艘，巡洋艦20艘，驅逐艦14艘。這支機動部隊確極強大，但似不如由中國大陸起飛來得經濟。13日起，由中國大陸出動的超級空中堡壘，所收策應的成就，至為宏大。」
此一主張，看似與中共希望美軍戰後完全撤離台灣的主張相互矛盾，但其實卻不然。在蘇聯軍隊尚未對日宣戰，且中共本身沒有海空軍的情況下，要如何憑一己之力登陸台灣呢？與蘇聯紅軍一起解放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的狄托，在此時又成為了中共效法的對象。狄托之所以能讓史達林難以干預南斯拉夫內政，最大的原因是在於他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國土。
縱然狄托也得到英美盟軍與蘇聯的幫忙，可他的部隊終究還是參加了解放貝爾格拉的戰役。參與的人就有話與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居然在蘇聯紅軍反攻巴爾幹半島的過程中提供了幫助，就能夠要求史達林允許南斯拉夫在戰後保持獨立。或許二戰末期的中共，也自認透過派兵參加收復台灣的戰鬥，能進一步要求美軍在戰後撤離中國。
讀過《那一年，美軍轟炸台灣》一文者，應該知道美軍其實到1945年2月都沒有放棄登陸台灣的計劃。而這個計劃基本上是與中國戰場相互輝映的，必須要在國軍有能力把華南沿海日軍推入海中的情況下才能實施。目的就是要讓中美兩軍相互支援，消滅福建與台灣島上的日軍，然後從廈門開設一個巨大的海上補給線來支援中國反攻淪陷區。
一旦此舉成功，不只國軍將在美軍協助下推回到南京上海一帶，成為貨真價實的戰勝者，中國共產黨也就從此失去發展壯大的機會。然而國軍在「一號作戰」的失敗，幾乎讓這項計劃成為泡影。可是在李純青撰寫《由台灣海空戰到菲律賓登陸》的社論時，美軍似乎尚未放棄在台灣與中國沿海登陸的計劃，讓中共認為可以說服美國相信自己是對日反攻的有效合作對象。
假若中共派出新4軍，或者擁有鍾浩東等台籍人士參與的東江縱隊協助美軍登陸台灣，他們就完全能發揮出狄托在蘇聯反攻南斯拉夫時的角色了。李純青特別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與華南沿海僅一衣帶水之隔；雷伊泰的砲聲，我們漸能清晰聽見，也是美軍對日進攻更接近中國大陸一步了。但無論台灣或菲律賓，都可以說不是打倒日本的終點。到東京之路雖多，但理應通過中國。」
我們要特別注意，李純青雖然在這段話裡強調美國經由台灣或者中國大陸反攻日本的必要性，但整段話話裡最重要的還是第一段句子，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換言之，中共透過協助美軍收復台灣，不只能獲得美式武器和訓練，最重要的還是能拿到台灣戰後歸屬的話語權。美國有沒有可能如英國支持狄托般，支持共產黨武裝呢？
其實是發生過的，因為就在距離台灣僅一條巴士海峽之隔的菲律賓，就有不少信仰共產主義的華人左派游擊隊接受美國的武裝訓練。其中最有名的，是簡稱為「華支」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甚至在美軍反攻馬尼拉時被併入第11空降師。或許中共希望依循左派游擊隊在馬尼拉與美軍合作的模式，參與對台灣與華南沿海的反攻。
若真的如此，或許會出現蔡孝乾、鍾浩東與張志忠等台籍共產黨員率領著左翼游擊武裝，在美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F4U海盜式戰鬥機與M4A4雪曼戰車支援下進攻台灣總督府的壯烈畫面。然而如前所述，美國終究不是英國，並不願意見到台灣或者整個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的局面。既然國軍無力與美軍合作收復台灣，那麼中國就被跳過，不再是美國反攻日本的必經之地。
身為台籍左派將領的李友邦，也只能夠在1944年12月發表第一份針對台灣島上居民的《告台灣同胞書》，來宣揚失土即將光復的喜悅。但是因為得不到美國支持的關係，這份《告台灣同胞書》與後面五次的《告台灣同胞書》一樣都無法在島內民眾心中產生共鳴。最後台灣是回歸了中國，但卻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派人接收，中共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辦法在島上建立實質統治。
改變台灣命運的超級空中堡壘
從上面的故事，我們不難看出B-29轟炸機真的改寫了台灣的戰後命運（其實何止是台灣，整個東亞的歷史都被B-29改變了）。B-29部署到中國，乃至於對台灣執行轟炸任務，從頭到尾都是政治性大於軍事性的佈局，目的是提升國民政府抗敵士氣。當然在提升國民政府抗敵士氣的同時，此舉也不至於得罪中國共產黨，讓美國能順利推行國共合作對抗日本的戰略。
B-29對台灣的轟炸，確實也大幅激勵了國民政府抗敵意志。而且比起造成大量中國平民被誤殺的漢口大空襲，或許對台灣的轟炸對國民政府帶來的正面效益還更高。稱呼這是第20轟炸機司令部在中國執行最成功的業務，甚至都稱不上太過分。畢竟李梅將軍並不認為台灣有被轟炸的價值，B-29飛臨台灣完全就是政治佈局。
不過當中國共產黨人看準時機，準備要利用B-29來實踐其「解放台灣」的野心時，美軍卻即時把B-29調離成都，擺明不願意配合中共完成其在戰後排除美國勢力的構想。甚至當毛澤東向李梅提出，要把延安建設成B-29轟炸日本前進基地的建議時，也被以後勤補給問題為由當場拒絕。可見美軍雖然需要中共幫助，卻也不是笨蛋，知道誰會在戰後成為自己的敵人。
最終台灣就這麼陰錯陽差的回歸中國，但卻又成為不受共產主義勢力汙染的模範省，從而讓我們有了今天民主自由的生活。戰後70多年來，海峽兩岸與美國的關係仍未脫離B-29還在中國時的政治格局。美國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台灣若入共產黨中國之手。中共則是想盡一切辦法，想把美國勢力逐出台灣，徹底將台灣納入紅色中國的範圍內·
中華民國則在堅持本身代表中國的情況下，確保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只要三方各堅持固有立場，台灣、大陸與美國就還能維持平衡穩定的關係。中共不敢輕易出兵台灣，美國無法煽動台灣脫離大中國的範疇，台灣本身也不會選擇自外於中華。這個由B-29打下的基礎，將持續保持穩定，直到三方之中有任何一方打破平衡為止。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