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6月以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一直在與北京與港府的意志頑強對抗。香港人每遇周末就上街示威，以要求遵守「一國兩制」諾言的迂迴手法，來保護與伸張香港的民主法治。他們雖然成功讓港府撤回《逃犯條例》草案，但香港警察的暴力與過度執法，也讓這場運動走向暴力化，沒有人能預料這場抗爭將何時收場、如何收場。《朝日新聞》22日刊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專訪，他說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抗爭，讓台灣人認清了中國。
「遲來的中國人」？
吳叡人認為，中國在轉型為近代國家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時期當數19世紀末到1945年這段時間。不過包括台灣與香港在這段時間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因此中國將台灣人與香港人看作「遲到的中國人」。由於這兩個地方的人「中國人性」不足，中國當局認為必須加以「改造」。香港當局一度想要推行「國民教育科」，就顯示了這樣的觀點。
《朝日新聞》點出，即便中國想增強香港人的「中國人性」，但香港對於中國的歸屬意識依然相當淡薄。吳叡人說，當他2014年看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雜誌《學苑》特集嚇了一跳，因為這集雜誌的標題是「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吳叡人研究的是歷史上的民族主義，這次卻遇見了一個新生的香港民族主義。後來他也對《學苑》投稿，並且收錄在同年9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中。當時也是爭取「特首普選」（真普選）的「雨傘運動」爆發的時期，這本《香港民族論》一時間洛陽紙貴。
香港民族主義如何出現？
20年前還是殖民地的香港，為何會出現自己的民族主義呢？吳叡人認為，殖民地的國境線往往是列強爭霸的結果，因此非洲許多國家的國境線都是非常不自然的直線。不過殖民時間一長，殖民地往往也會出現自己的認同，香港也不例外。吳叡人說，150年的英國統治讓香港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香港近年的各種運動更將這種共同體意識進一步政治化。
當《朝日新聞》質疑香港算不算一個共同體時，吳叡人認為，英國當年給予香港高水準的自治權，香港擁有自己的貨幣、發行自己的護照、也加入國際組織。唯一欠缺的共同體要素，就是市民的參政權。吳叡人指出，其實英國在1950年代也曾考慮給予香港市民參政權，讓香港成為完全的自治領，不過當時的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甚至警告要進攻香港，英國最後作罷。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英國才終於開始舉行區議員選舉，但為時已晚。
中港對「一國兩制」的認知落差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選舉活動只能在《香港基本法》的嚴格限制下進行，因此吳叡人說，香港仍是一個「未完成的民族」。除了上述的歷史背景之外，中國政府的蠻橫作風也讓香港人難以接受。中國對「一國兩制」的詮釋與香港人的想像相去太遠，也對香港民族意識的形成有所貢獻。「一國兩制」的意象對香港市民來說，與「聯邦制」大概相去不遠，也就是外交與國防事務由北京決定，其他事項則由香港自治。
問題是，北京不這麼想。 （相關報導： 「我不要出去，一出去，我什麼都沒有了」BBC記者直擊香港理大內部情況 ｜ 更多文章 ）
吳叡人說，北京所認定的「一國兩制」，是由中央對所有事項進行管理統治，而且展望未來的大方向是香港與中國的統一。香港方面對於這樣的趨勢強烈反彈，這次的「反送中」運動就是反對《逃犯條例》草案，該草案被認為是法律上與中國統合的最後一擊，因此香港人對於法治崩壞的危機感大噴發。像是香港的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原本認為中國民主化是香港民主化的條件，但「雨傘運動」之後，學聯快速往港獨靠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