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警方完全包圍理工大學的第三天，我在校園內跟一批留守者接觸，記錄下一些外界很難感知的細節。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沒有東西要說。」
這些是我以記者身份進入校園後聽得最多的話。
這場「反送中」抗議示威運動由六月開始至今差不多半年，雖然偶有示威者誤傷記者的情況，但總體來說兩邊關係良好。
理大留守者的冷漠，或許是因為有消息傳出，有警員喬裝其他身份進入校園獲取情報所致。而在另外一邊，警方認為有示威者喬裝急救員或記者逃避拘捕。
校園內大部份是身穿便服的年輕人，他們一般以3至10人小隊的規模行動。校園主要平台位置滿目瘡痍，正門入口是重災區，地上有焚燒過的雜物、催淚彈彈殼、沖洗眼睛的生理鹽水、汽油彈、防具等。
接受治療的示威者
我和負責攝影的另一位同事在一棟大廈的最低層發現了70多名正在接受治療的留守示威者，他們披上由救護員提供的衣物。據現場救護員描述，部份傷者有低溫症症狀出現，也有部分人擦傷。香港氣溫這幾天徘徊攝氏18至25度左右，為何出現低溫症？原來他們擔心警方趁凌晨時分攻入校園，因而通宵達旦留守室外，終因抵受不住寒風而臉青唇白。
我一直以「留守者」形容他們，因為他們可能是在校的理大生，可能是保衛校園的畢業生校友，也可能是從其它地方前來支援的示威抗議者。當局統一以「暴徒」形容他們，而現實裏的他們，組成是複雜的，進入校園的原因亦各有不同。根據警方公布，截至11月19日下午 3 時，警方一共在理工大學及附近地區拘捕及登記約 1100人，包括自願離開校園的約600人。在該600人當中，大部分不是理大學生，有約 200人未成年。
慌不擇路的逃離
校園內充斥著不斷尋找出路的學生，他們一直查看自己的手機，留意著抗爭頻道的訊息，看看有沒有機會能偷偷突破警方防線。也有人留意著其他留守者的一舉一動，只要有離開的苗頭，總會有更多人跟上。
「這麼多人，我怎樣走？」一名示威者原本想從地面一隱蔽處離開，沒料到30人蜂擁而上。然而他只是抱怨了一句，沒有把其他「手足」趕走。最終他們發現，防暴警察不但在公路上包圍，還躲在學校外圍的小樹叢裏。
我聽到一位警察對試圖偷走的年輕人說：「小蟑螂，快點回去找你爸爸喝奶去吧！」年輕人只好折返，靜待下一個機會。
此前，有警員被箭射中小腿及被鋼珠擊中面罩，令警隊和示威者雙方關係非常緊張。警方甚至警告，如果示威者用致命武器，可能會發射實彈。在言語上，互相攻擊的雙方似乎也在想方設法打擊對方的信心。
這幾天，平台變戰場，課堂變睡房，只有飯堂仍是飯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原本只求一杯清水解渴，豈料水吧內的他慷慨地問：「你想喝什麼？」最終，我端走了一杯熱騰騰的好立克。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示威者常常提起的口號，意思是大家在不同崗位分工合作。在理大，有人爬山的方法，是沖一杯好立克。
對理大校長的不滿
大學正門外，另一批人同樣焦急，他們是教育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法律學者張達明，也有一群修女和正在四處尋找自己學生的中學校長。縱使留守者跟他們常有意見分歧，但這群「大人」還是運用自己的方法，向素未謀面的年輕人提供心理及法律支援。
理大校長滕錦光更多時候出現在牆上的塗鴉裏：「滕錦光，你去哪了？」
滕錦光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多番拒絶跟理大學生會會面。而當示威者進入校園跟警方爆發激烈衝突後，他亦僅透過電郵及影片表態，引起很多學生不滿。
「自守」還是死守
「我不要出去，我一出去，我什麼都沒有了。」一名身穿印有理大校徽衣服的女學生，向電話中的父親如是說。警方早前表明，「所有從理大出來人士會以涉嫌暴動罪拘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入獄10年。有人說，青春是早晨八九點的陽光；她如今只要踏出校門一步，前景就一片昏暗。
在一片愁雲慘霧的氣氛中，法律學者張達明說：「現在從正門出去一定會被捕，不過被起訴的機會很小，除非你真的被拍下投擲汽油彈等的片段。」下午，一批年輕人跟隨張達明離開校園。臨行前，選擇留守的「勇武派」跟他們相擁。雖然有人不滿愈來愈多人撤離學校，但他說：「我仍然尊重他們的決定。」
理大攻防戰共有逾千人被捕和接受警察登記，我問一位誓言「奮戰」到最後的留守者，如何看這一役。
「一場抗爭不可能完美地走對每一步……你不覺得嗎？這裏的空氣可以流動，但令人感覺局促。」令人窒息的，除了催淚彈，還有政局。
如果裝備精良的防暴警察，最終選擇浩浩蕩蕩一舉而上，他們一群留守者作何打算？是接受被捕、是武力反擊、還是落荒而逃？這群政府口中的「暴徒」、示威者口中的「勇武」、留守者口中的「手足」，一臉茫然：「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