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來，美國總統大選的民調向來「準確」，不料，此次總統大選，各大民調機構和主流媒體的民調率多失靈。唯獨利用人工智慧(AI)和大數據所做的分析，和一家名為Trafalagr的民調機構，成功地預測了川普的當選。
為什麼傳統的民意調查在這次總統大選中失靈了？或許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第一個角度是人們使用通訊工具習慣的巨幅改變，第二個角度則是職業結構的改變，而這兩個因素又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係。
傳統民意調查的陷阱
傳統的民意調查是針對家庭的固網電話號碼進行隨機抽樣，再針對抽出的電話號碼進行戶中抽樣。當固網電話的普及率高達90%，甚至是100%時，透過固網電話進行意見調查，理論上是可以接觸到任何想要訪問的對象。除了固網電話的普及率外，另一個影響調查的重要因素則是產業和職業結構的穩定性。由於電話民調進行的時間是晚上六點到晚間十點，因此，當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穩定時，人們的生活習慣，少有變化性，相對地固定，訪問者可以確認絕大多數的目標受訪者都能按時回到家中。
不過，當行動通訊越來越發達、行動電話普及率達到100%時，當固網電話不再是人們通話的首選，當人們毫不考慮地撥打行動電話聯絡彼此時，當60%、70%的人都從事服務業時，且服務業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提供服務時，當人們的工作與日常生活的流動性越來越高時，傳統戶中隨機抽樣的電話民意調查，已經無法接觸到應該接觸到的受訪者了，當然，也就無法反映真實的｢民意｣了。也因此，許多學者主張，傳統的電話民意調查，必須輔以人口性別、年齡、學歷等的加權，修正固網座機電話無法找到的受訪者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調查主持者要有歷史的宏觀和洞悉時事的能耐，能夠從中解讀出數字背後的意義。(關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洪永泰教授所著的《誰會勝選？誰能凍蒜？》一書)
此外，隨著行動互聯網和社群媒體的興起，也提供了民意調查的另一渠道。由於社群媒體諸如臉書、推特、Line、微信上頭，同學、同鄉、同一個職業團體、相同的嗜好、興趣、乃至於政治傾向的人都會組成群體，相互抱團取暖，分享觀點；因此，透過社群媒體後端雲計算儲存的大量訊息和數據，進行分析，很容易推估不同候選人的支持度。這次美國大選，川普本身就是推特的重度使用者，他透過推特進行小額募款，也成功地凝聚了支持者，而川普在推特上的支持度，傳統的民意調查方式是無法察覺的。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分析贏過傳統民調，關鍵因素在此，而這也是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無黨籍的柯P大勝國民黨的原因。
台灣的行動電話普及率要高於美國甚多，用戶對行動電話的依賴度也遠超過美國。在台灣，從事服務業的人口比例，接近70%，且每日社會橫向流動性(Daily Social Mobility)也遠超過美國，利用家用固網電話進行民調，陷阱更多。然而，某些政黨似乎迄今都還沒有意識到傳統電話民意調查的陷阱，竟然還忽發奇想地利用電話民意調查來決定提名候選人。
台灣的民調一向師法美國。電話民意調查進行的時間也是選在下午六點到晚間十點，在雙薪小家庭居多的都會地區，這個時段通常不是無人接聽，就是找不到合格受訪者，訪問失敗率偏高，再加上近年來電話詐騙案太多，電話調查的拒訪率越來越高。至於農業和加工製造業混和、留守老人偏多的城鎮及鄉村地區，這個時段找到的受訪者，通常年齡偏高，政治傾向穩定而守舊。而隨著電信技術的進步，固網電話可以指定轉接到行動電話上，在派系操控的小區域選區中，電話民調決定候選人的辦法，提供了變相期約賄選的管道，也強化了派系領袖出線的機率。因此，可以想見，當政黨透過電話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時，在都會地區，政黨找不到符合年輕、自主性高、公民意識強的選民期望的候選人，在農村地區，找到的都是同質性高、年齡偏高且無開創性的候選人。這就是國民黨2014年六都選舉、2016年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大敗的關鍵性原因。
社會期望值與受訪者的防禦心態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一個叫做 Trafalgar 的民調，擊敗了主流媒體和民調機構。Trafalgar透過電腦詢問受訪者：「請問你的鄰居支持誰」，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準確結果。這個民調的設計，突破擔心支持川普，而不敢表態的選民心防。早在1980年代，我在中國時報主持民意調查中心時，我們便曾用類似問卷設法了解基層選舉賄選的嚴重性，當時，我們放棄了詢問受訪者是否因收到候選人的賄款才決定投票，轉而問受訪者:｢就您所知，您的鄰居有沒有收到候選人送的禮物(或禮金)？｣我們發現，受訪民眾，怯於或羞於承認自己的受賄，但勇於透過問卷訪問，｢檢舉｣鄰居的受賄，透過交叉比對，我們對台灣各選區的賄選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詢問民眾關於某些政治或社會議題時，時常會遇到｢社會期望值｣(Social Desirability)的問題。也就是說，受訪者會依照社會對這個議題的多數人的看法去回答問題。譬如說，社會的價值觀是不可說謊，因此，當詢問受訪者是否曾經說謊時，往往得不到真實的答案。社會期望值扭曲調查結果最有意思的例證就是某保險套公司長期發表各國男性的性行為調查報告，他們詢問受訪男性，一周有幾次性行為時，受訪的男性基於社會長期流行的奇怪價值觀，諸如「一夜幾次郎男」「男性雄風」「男性每周幾次性行為才算正常」等，再加上強烈的自尊心，受訪者的回答，通常是偏多的、灌水的、甚至根本就是一連串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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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期望值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夕生成的；而是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宗教的潛移默化以及大眾傳媒長期影響而來的。另外一個影響社會期望值的重要因素則是重大的歷史性事件，特別是涉及許多人生命財產的悲劇，譬如南京大屠殺、911恐怖攻擊、南亞大海嘯等。(插個嘴，所謂天然獨就是一種極端違反基本常識的說法，這種說法有點類似種族優越論---我族生下來就比其他人優秀。如果，天然獨的說法成立，那麼天然統也應該是成立的，所以，兩種天然之間，無可妥協，優越的種族必要消滅被他視為劣等的種族，戰爭就是必然的。)
主流媒體對社會期望值推波助瀾的反效果
社會期望值是長期塑造而成。在外在環境沒有重大變化時，社會期望值即使有改變，也是緩慢而隱性的。此番美國總統選舉，社會期望值之所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腳色，一方面是外在環境在過去二十年有了重大的變化，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歸功(或歸責)於美國主流媒體以及主流媒體背後所代表的菁英階層，對川普的冷嘲熱諷。主流媒體傳達訊息是川普是好色、言語粗俗的爛人，不適合擔任總統。因此，當民調問選民支持誰的時候，受訪者根據傳統主流媒體要他們接受的社會期望值，順水推舟地給了訪問者一個他們期望的答案，卻「藏」起了他們的真實意願，使得川普的支持度轉入地下化。此外，主流媒體和民調機構一面倒地報導希拉蕊的領先，一方面也可能使得支持民主黨的選民覺得不差他這一票，一方面可能螺旋升高了對主流媒體不滿的選民投下賭爛票的決心。
《紐約時報》選前力挺希拉蕊，選後大震撼。（美聯社）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社會期望值，綜合而言，就是許多分析家所謂的｢政治正確｣，當主流媒體不斷傳播選擇川普是｢政治不正確｣時，許多選民卻用｢政治不正確｣來教訓了主流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個人認為，美國大選的政治正確與不正確，恰好提醒了台灣關於統獨民調的可信度。
社會期望值、政治正確與統獨民調
在兩岸隔絕，乃至於國民黨還能掌控政權的時代，台灣的政治正確(社會期望值)，就是｢兩岸統一｣，｢台獨｣絕對是政治不正確。所以，那時候民意調查，贊成兩岸統一的向來偏多，主張台獨的比例極少，還有很多人沒有意見；而這些沒有意見的人，在交叉分析它們的社經地位及省籍背景後，往往被歸類為｢可能的隱性台獨｣。上世紀90年代兩岸開始接觸後，舊有的政治禁忌逐漸瓦解，更多的人開始思索統獨的問題。等到2000年民進黨首次當家後，政治氣氛逐漸轉變，｢兩岸統一｣的選項，至少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的光譜逐漸往台灣獨立的方向移動。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推斷，對某些族群而言，台獨反倒是現實台灣的政治正確，因此，當標籤鮮明的民調機構進行統獨民調時，許多受訪者會自動地給出了政治正確的答案，或者，乾脆變成了隱性的統一主張者。
嚴格地說，關於統獨，並不是一個二分法的問題，而是一個量表的問題。甲心中的所謂的獨，或許並非政治意義上的分裂，而是心理上的自繇，是屬於那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自在、獨立自主。而乙所謂的統一，可能是指文化上、經濟上的統合，也可能只是反對激進台獨的某些主張。有效衡量某種心理態度的量表，並非輕易可以建立的。而目前兩岸有關統獨的民意調查，根本缺乏量表的觀念。在這種情形下，兩岸三黨的政治領導人如果貿然根據某些民調的結果，自以為是地去推動某些政治正確，很可能給台灣帶來不可承受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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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抓住了選民的集體挫折感
美國的主流媒體不斷地將川普打成｢政治不正確｣的牛鬼蛇神，其實，希拉蕊和川普都屬於美國的權貴階級，兩人家庭過去也過從甚密，柯林頓當年問鼎大位時，想必也從川普口袋裡撈走了不少的政治獻金。希拉蕊成為主流媒體眼中的政治正確，川普則淪為政治不正確、甚至是政治小丑，關鍵就在於美國的主流媒體和菁英階層對當前美國局勢和美國在國際間的角色的解讀，出了差錯。他們沒有看見的是美國社會從911以來，一連串重大歷史事件，括美國出兵伊拉克、阿富汗、陷入海外戰爭的泥沼、全球化風潮，使得美國本土傳統製造業日趨蕭條、次貸風暴引發的金融海嘯等所造成的集體挫折感，以及傳統愛國主義的消蝕。而這正是川普團隊抓到的議題。
算是後見之明吧!回頭想想，2005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出版的《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以及他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教授Michael Mandelbaum共同撰寫、2011年出版的｢我們曾經輝煌｣ (That Used to Be Us)一書中，已然可以發現美國內陸地區的集體挫折感以及他們對美國沒落的喟嘆。而｢我們曾經輝煌｣，和川普此次大選的口號:｢再創美國榮耀｣(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不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呢？另外，大前研一所撰寫的M型社會，也已隱隱約約地指出了，當美國式民主賴以為繼的中產階級已經潰散時，民主來能不變質嗎？一向自詡統領中產階級的美國政治菁英，竟然沒有默察到中產階級消逝對美國民主選舉的衝擊？
2016美國總統大選出爐，川普支持者狂喜寫在臉上。(美聯社)
反觀台灣，社會M型化，中產階級的消逝，幾乎也已經是個存在的事實了。依照亞里斯多德以降的西方古典民主理論，或是中國古代｢有恆產有恆心｣的說法，龐大的中產階級，不僅僅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實施民主政治的要件。這兒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定義，不只是指涉有一定的恆產(譬如:一棟足以避風遮雨，享受家庭生活的房子)，也指涉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就業能力，而中產階級的堅實化，當然有賴於政府能提供一個公平追求知識、財富和自我發展機會的環境，而不是透過各種政策和命令，強迫大家回到相同的矮簷下。用經濟常識的說法，維繫中產階級的最佳策略是要先求成長，再求分配的平均。
無論如何，當台灣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時，當台灣的財富愈往前面百分之五的人集中時，執政的團隊卻還堅持加徵房地產稅捐，溯及既往地砍掉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金，忙著清算和70年前發生的悲劇無關的政黨成員，斬斷和大陸經貿觀光往來的渠道，卻拿不出彌補產業缺口的對策；斤斤計較勞工的七天假、卻不思如何提高勞工的所得；搶著進口極可能含有輻射殘留的日本食品，卻不思考開放對台灣消費者的影響.....。這些作為，是不是會加速了財富集中的趨勢？會不化讓老齡階層通通淪為下流老人？會不會加速台灣中產階級的崩解？會不會強化了社會上的憤怨之心？會不會在下一次大選裡，培養出一個又一個的政治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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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期望值下的虛擬美國 VS. 大男人主義與歧視的真實美國
一次大戰後，美國的國家認同是非常堅實的，而二戰以後的世界警察角色更是美國兩黨共同遵循的外交政策指導原則，這就是學者所謂的美國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Bipartisan Foreign Policy)。外交既不是選舉的重大議題，經濟和貨幣政策往往又不是一般選民能夠理解的，再加上候選人對財經政策也搞不太清楚，因此，過往總統大選的議題往往是墮胎、同性戀等雞皮蒜毛的問題。川普反其道而行，他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策略，是撇開墮胎、同性戀等老掉牙的議題，挖掘出選民心裡深處某些反社會期望值的真正想法:那便是大男人主義、種族歧視、反移民、外交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便是性別平權、種族平權、反歧視、事實上，骨子裡，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優越論，從未真正地消逝，許多美國人對有錢的黑人和主流文化裡的黑人名流(影星、歌星、球星)，確實是不歧視的，但對於貧窮的工薪階層的黑人其實是非常歧視的。許多美國人主張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應該享有平權，卻非常歧視華人、亞裔族群、西班牙裔以及穆斯林。偏偏，美國的少數族群，彼此也相互歧視；即使像林書豪這樣傑出的華裔美國人，在NBA裡都還飽受黑人球星的歧視。而華人瞧不起墨西哥人，大概也不是甚麼秘密了。媒體和學校天天高唱平權、反歧視，而現實社會裡卻處處充滿了歧視與霸凌，美國，其實存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充滿平權理想和期望值的虛擬社會，一個是充滿歧視和霸凌的殘酷社會。川普不過是說出了你我心裡的話，何罪之有？
至於指責川普不尊重女性、大男人主義，也揭開了美國社會真實的一幕。
從整體白人女性來看，川普仍獲得53%選票，比希拉蕊多出10%。（美聯社）
美國是一個極端物化女性的社會，幾十年來，美國的大眾傳媒不斷地強調裸體性感、媒體產業習慣利用女性姣好的面貌和性感的軀體，獲取高額的利潤。而根據調查，美國百分之七、八十的女性在不同的年齡和場合，都有被性騷擾的經驗。職場上，迄今男女仍然無法同工同酬。且不說美國日常語言裡充滿了對女性污辱的低俗，單單好萊塢電影中標榜的美國大兵在全球留情的羅曼蒂克史，就反映出了美軍全球買春的惡行劣跡。有錢就可以任性性騷擾，恐怕是許多｢沒有教養的美國人｣潛藏的惡魔、是理所當然的共同價值觀。正因為如此，所以，當多名女性出面控訴川普性騷擾時，社會大眾聯想起的是希拉蕊夫君柯林頓總統的性騷擾、誹聞以及與實習生陸文斯基的醜聞，聯想起的是希拉蕊悍然維護夫君的尖酸言語。那麼，唐納川普和比爾柯林頓所作所為，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男人都會犯的錯誤，沒啥大了不起!
也就是說，當主流媒體大肆渲染川普對女性的不尊重，歧視少數族群時，是用社會期望值來要求川普、攻訐川普，但是，潛藏在許多選民心中的真實價值觀，反而使得川普擁有了金鐘罩般的防護網。
但願美國的月亮比較圓
試看川普在蓋茲堡的造勢演講中提到，｢年齡25到54歲的美國人有近1/4沒工作；美國有1/5的家庭無人工作養家；4500萬人吃不起飯、4700萬生活在貧困之中；而舊城區已被拋棄，許多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過著非常窮苦的生活。｣川普的演講，揭開了一個美國主流媒體和菁英階層一直不願承認的潘朵拉盒子!3億2千萬的人口中，竟然有7分之1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溫飽難求，人口結構中的中堅份子，1/5的家庭竟然沒有工作。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曾幾何時淪落到這樣悲慘的地步？對照川普在另一場演講中提及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進步與發展，與美國基礎建設的殘破落伍，又怎能不煽動那些曾經優越、輝煌、如今失落、挫折的選民的共鳴呢？
雖然川普曾批評墨裔非法移民都是「強暴犯」，還誓言在美墨邊境蓋起高牆，卻還是獲得29％的拉美裔選票。（美聯社）
川普看到了這些年來美國社會的集體挫折感，然而，他未必能找出解決方案，只得把國內問題轉外銷，將責任推給了世界警察的角色，推給了全球化，推給了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川普的說詞，聽起來是不是有些孰悉呢？民粹型的政治領袖，最擅長的就是幫問題找一個代罪羔羊。川普的第一隻代罪羔羊是全球化、是中國、韓國、台灣偷走了美國勞工的工作機會；第二隻代罪羔羊則是美國長期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是日本、韓國不願分攤防禦費用，大量的軍費支出耗損了美國國內的元氣；川普的第三支代罪羔羊便是大量的非法移民，給美國帶來了毒品、犯罪和恐怖活動。至於台灣，當我們從亞洲四小龍的榮耀滑落下來時，當我們社會陷於藍綠惡鬥時，當台灣的中產階級越形萎縮時，面對昔日我們嘲弄、鄙視的中國大陸崛起時，台灣，是不是也有著集體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只不過，和川普不一樣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代罪羔羊就只有一隻---中共!
競選過程中，許多人指責川普撕裂了美國，也撕裂了美國的民主。川普獲勝後，有些人寄望總統川普將不同於候選人川普，有些人寄望美國的三權分立可以有效制衡川普狂人，也有人認為美國的民主政治有自我修復的功能。我不知道美國的民主是否真的具備了制衡和自我修復的功能；只是，反照台灣的經驗，當一個社會被撕裂開時，真的是那麼容易癒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