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台灣因為大法官候選人提名，而衍生了大法官提名資格的爭議，而關於「再任」有無違反憲法規定的爭議，法操過去也曾與各位讀者解析過。而如今塵埃落定，本篇文章，則希望指出其他國家的大法官選任機制作為參考。究竟美國、德國這些平時我們口中時常論及的「先進國家」，他們的大法官選任制度是如何運作，有什麼地方可以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呢？
以影響我國法律學術或實務體系甚鉅的德國為例，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2 條以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設有2庭，各有8個大法官，共計16位大法官。其中各庭中之三位法官應選自聯邦最高等級法院之法官，而且應具有在聯邦最高等級法院服務三年以上的經驗。同時，依據憲法法院法第3條及德國法官法第2章的規定，候選人必須要完成法學院的學歷，並歷經實習與前後兩次國家司法考試，才具有法官與大法官的資格。
由此可知，德國的大法官必然具有擔任法官的資格。有趣的是，德國大法官唯一可以兼職的工作是大學教授，幾乎有半數德國大法官於就任前在大學中任教。實踐上大法官多是審判經驗豐富的法官或是著作等身的學者。
美國的法律體系比較不同，自從1803年馬伯利訴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之後，聯邦或州各級法院的法官在案件中皆有違憲審查權。而相似於我國大法官一職的職位，大概可以比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美國聯邦憲法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由參議院同意任命，這部分和我國十分類似，但美國以終身職確保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獨立性，和我國的8年任期不同。
然而，美國憲法中對於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下稱大法官)的學經歷資格沒有形式限制，不要求法學院畢業，也不要求大法官必須在美國出生，歷史上就有六位在國外出生長大的大法官。無學歷限制的特色，和美國歷史發展有關，在現代正規法學院興起之前，多數法律工作者是擔任學徒或自學起家。
而美國的法官、檢察官皆以選任為主，尤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政治性特別濃厚，被提名的大法官時常和總統有認識。以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 1879－1972)為例，自學且實習成律師，並未擔任過其他法官職務，擔任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等職位，卻受選任為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卸任後還擔任國務卿和州長等職位。不過，雖然美國一直相信貧窮出身自學成材的精神(例如林肯)，但現實運作中，目前多數法官多為名校出身，家境不佳者僅為少數。
回歸正題，現任大法官中雖然許多都有擔任過上訴法院的法官，但仍有例外，以現任首席大法官約翰·格洛佛·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為例，他僅有擔任過法官助理、律師、美國司法部長(或譯作美國檢察總長)等職，卻從未任職過其他法院的法官或教授。
看了別國的例子，回想台灣：究竟什麼才是我國選任大法官比較好的標準呢？其實筆者認為，其他國家或許有他長期發展下來的考量因素，但什麼比較適合台灣，還是要回歸台灣自身的需求而定。
一方面，或許有人會考量長期在律師界執業的候選人，可能難以調整自己的工作型態或比較難與學者、法官出身的同事共事，但一方面，可能也會有人認為，或許不同背景的候選人，可以帶來不同的思維角度。
要具備何種學經歷才能被提名為大法官，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重要的是考察該候選人是否具有足夠的法學素養與生命、社會經驗。除此之外，大法官的司法獨立性，可能是我們更該關注的議題。
最後，要提醒的一點是，或許我們不是每個人最後都可以當上大法官，但是我們仍可以透過對公共議題的關心與討論，讓我國的司法制度更加完善，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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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杜蘭大學法學院能源環境法碩士生。本文原刊《法操》司想傳媒，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