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我先後訪問了香港、臺灣、東京等地，行程如下：
1、7月12日淩晨，乘坐臺灣長榮航空，從紐約甘迺迪機場出發，7月13日早晨經停臺北桃園機場，轉飛香港，13日上午抵達。在香港召開幾組小型會議和處理單位財務審計後，我於19日晚出境，20日淩晨飛達臺灣。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接機的友人問我，為啥這麼晚的飛機？
2、7月20日抵達臺灣，8月1日-8月9日訪問日本，8月9日回臺灣，8月18日飛回紐約。期間，不少人問我，為啥去香港？為啥來臺灣？為啥去日本？太太也問我，為啥這次出去這麼久？
其實，這裡涉及到一些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我一一予以說明。
話題回到今年四月，國內親人辦理好美國簽證和機票後，確認有人暑期替代我照看小孩後，我就開始安排我暑期來香港、臺灣、日本、甚或祖國大陸的行程和機票。提前購買機票絕對是必要的，因為夏季從美國飛香港、臺灣方向的機票比較貴。我在中國之邊預留了一個多月時間，除希望在香港、臺灣和東京走走之外，主要原因還是希望實現自己的回國夢。
自從2010年4月30日晚離開祖國後，我還一直沒有回國看看。從這次出國一開始，我就想好將來可以回到中國，所以沒有辦理政治避難，而是通過傑出人才獲得了美國綠卡。律師給我們辦理美國身份的條件就是，萬延海將來要回到中國，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所以，律師給我辦的身份就是將來可以回去中國，但不是必須離開美國。
2012年11月中旬，我和同事在香港開會，我準備在黨的十八大後就回去看看，但在我準備啟程赴深圳前一天，北京市公安局負責愛知行事務的國保員警給我同事打來電話，讓他轉告我：第一，萬延海絕對無法入境，進不來；第二，如果入境，就跟我新賬舊賬一起算。
我隨後跟那位國保員警直接通了電話。他告訴我，我不能入境的理由主要就是參加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以及我當年出國時動靜大了一些。當時，有國際媒體稱我是「自我放逐」，成為當時的熱點。
2010年12月10日，應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之妻劉霞女士邀請，我參加了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出發前，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員警找到愛知行的一名理事，讓他告誡我，萬延海不要去奧斯陸參加頒獎典禮，否則就不能回國了，而且對愛知行機構不好。我回絕了這個要求，去了奧斯陸，而且還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
但是，這名國保員警電話告訴我，如果我在未來半年內表現好，他們可以幫我申請解除入境限制。我也詢問了當年負責我事務的國保員警，他也表示，現在國內情況已經有很多變化，我所從事的公共衛生公益服務沒有多大問題，可以申請解除入境限制。
既然話已經說得這麼白了，我也不要冒犯人家員警。而且，一旦我貿然回國，即便我可以來去自如，不受限制，我也無法跟家人交代，畢竟小孩還小，做爸爸怎麼可以這麼狠心？如果進到監獄怎麼辦？ （相關報導： 風評：請告訴我們─他在哪裡？為了什麼？ ｜ 更多文章 ）
於是，四年來，我每次來香港、臺灣訪問之際，都會事先與北京市公安局方面聯繫，尋求獲准回國看看親人和同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並沒有被取締，我們在國內還有一些小項目。曾經，某地國保員警透過與我們合作公益人士表示，如果萬延海願意，他們可以在香港與我見面，我安排了行程，但終究沒有謀面。有朋友告訴我，一名過去負責管理我事務的警官現在香港，或許我可以在香港期間與其見面交流一下，但是，經過多方溝通後，我們也沒有見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