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會按照自身階級的利益來投票，不會去投票的人口也很多，畢竟投票的動力似乎是渴望而非抱怨。《時代》（Time）雜誌在二○○○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百分之十九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工資占全體的前百分之一，另外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認為他們將來會成為那百分之一的一份子。「所以現在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國人認為，高爾要是猛烈抨擊有利於金字塔頂端人群的方案，就是直接衝著他們來的。」《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資深編輯大衛．布魯克（David Brooks）寫道。
自欺欺人扭曲了投票行為，對於低收入者造成破壞性的後果。投票是民主政府的基石，而政府是處於最有利地位的機構，最能夠影響窮忙族。在這個自由企業體制中，包括企業或慈善事業，都無法避開政府鋪天蓋地行使公權力的影響，尤其是稅收政策、法規、工資要求、補助、撥款等等。
事實上，政府是這個轉輪的核心，但是人們也會懷疑那些對緩解貧窮最有效的政策。自從殖民地脫離英國的君主制之後，這種對於政府權力的矛盾，塑造了美國努力的方式。湯瑪斯．潘恩在《常識》（Common Sense）這本小冊子裡挖苦地定義了這種厭惡感：「『社會』在任何狀態下都受到歡迎，但是『政府』即使是在最佳狀態下，也不過是一種必要之惡。而在最糟糕的狀態下，則讓人難以忍受。」
這種懷疑的態度還有一些根本原因：我們的自由從一開始就源於對政府的不信任，巧妙的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就寫在憲法裡面。在恐怖主義的時代，留意國家變得專制的謹慎戒心，如今已鬆懈到令人感到危險的地步。不過在政治與福利政策辯論上，這種警惕之心仍然有其力量：反對獨大的政府、鼓勵私有企業。保守人士想盡量避免政府侵入自由市場，而這往往會危害到環境、工人和消費者。依照自由意志派對於保守主義運動最狂熱的論述，政府的功能顯得極其狹隘，「國家的存在僅是為了維護自由。」聯邦主義者協會如是宣稱，也因此成功地讓右派人士入主司法機構。這樣的觀點是對的，但同時也是一種太狹隘的說法。
國家的存在不只是為了維護自由，也是為了保護弱者、替弱者撐腰、給沒有權勢的人力量、促進公義。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讓人能夠「追求幸福」，它能做出對人民不利的行為，也能夠成為社會各界的發言人；能過度控管、扼殺一切自由，也能培育出探索與創造的能力；國家不應該干涉個人的私生活，而應該匯聚社會資源，作為共同利益之用。政府不只有一種性格，而美國人則嫻熟於如何處理矛盾—打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停地在實驗這個技巧。
我們既要克制政府，又要利用政府，整個社會需要政府來幫助底層弱勢—向他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完成他們無法獨立完成的事情，同時也要協助他們發展能力，讓他們最終能夠自行處理事情。這裡的社會援助與自力救濟並非二分法，政府既不能袖手旁觀，也不能一手包辦；政府不能不去維護安全網，但也不能避免給予需要的人直接補助；不能無視於自己的角色，必須成為社會的資源，也必須融合自己的力量，以有創意的方式在營利與非營利領域互動，跟私人企業和私人慈善單位相互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