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極右份子的恐攻事件的曝光度一直很低。在英國，直到最近國會議員Jo Cox被殺之前，媒體和社會大眾基本上從未將極右的恐攻當作威脅看待。（美國情況類似：據新美基金會研究報告，自911以來，自稱伊斯蘭激進者在恐攻事件中致使一共26人死亡，而極右恐攻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則達48人。然而，美國媒體偏向報導所謂伊斯蘭激進者的恐攻事件，而同時極右恐攻事件卻很少見報。）
另外，〈歐洲的單人行恐怖主義〉研究報告顯示，歐洲恐攻事件的受害者之中，大多數為穆斯林和其它少數民族。這一事實也是有關恐攻的報導所避而不談的。比如德國經常發生的極右恐攻事件，穆斯林和其它少數民族都是直接受害者，而這些事件卻經常不被看作恐攻。德國官方記錄顯示，去年全國有將近1000起極右攻擊事件，沒有一件被定位為恐攻事件。這些攻擊行動的對象都是難民住處。比如在Bamberg這個城鎮，警方發現極右份子計劃在2處難民住處引爆炸彈，幸虧發現得早，否則後果不敢想像。被逮捕的13名極右份子來自當地名為「右派」（The Right））的政黨，以及極右街頭運動「Pegida」的分支「Nugida」。
英國的極右恐攻事件在歐洲相當突出，警方在過去15年中爆破了38起恐攻計劃。暴力一直都是極右份子活動的一部分，恐攻計劃自2011年不斷增加，有時，它們得以進行：英國人都會記得，2013那年，82歲的伯明翰人Mohammed Saleem在從清真寺回家途中被極右份子謀殺。那時，沒有一份報導將此謀殺稱為「恐攻」。
這份〈歐洲的單人行恐怖主義〉研究報告就說明了，極右恐攻行動的傷害力強大，它是歐洲「單人行恐怖主義」的主力。當國家將資源投入「防範穆斯林青年激進化」並監視整個穆斯林社區之時，國家「防恐」機構卻從未將極右暴力以及它發動恐攻的可能當作一回事。經常是單人行動的極右恐攻份子，不被情報單位注意，它的威脅性也長期未被社會和媒體正視。這種有選擇性的看待恐攻，反映出社會本身對「安全威脅」認知的種族化。
這種族化總是突出個人和事件的國族根源，這現象在主流媒體對「威脅」的呈現中最清楚易見。經常在事件尚未被調查之前，這些報導就會強調攻擊者的國族背景，其引申意義鮮明。甚至當事件不具任何政治性，完全不屬恐攻事件之時，這些媒體仍特別突出個人的國族「根源」：比如最近在德國發生的一名男子與女友吵架，一憤之下砍她致死的事件。BBC竟出現了「敘利亞移民殺女人」這樣的標題，非常具聳動性。試問，何時我們是以這種語言報導本地英人的謀殺案？試想，您若看到「英人砍殺女人」這樣的新聞標題，會做何感想和結論？
「威脅」認知的種族化，也造成了社會大眾對於同樣形式的恐攻做出不同的詮釋。如知名記者Robert Fisk指出，一般而言，在歐洲發生的恐攻事件，倘若攻擊者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聯，那麼他就會被定位為「恐怖主義者」。然而，同類的事件發生在亞非國家時，這「恐怖主義者」就不被稱為「恐怖主義者」了。他僅僅被定位為「攻擊者」。這一部分是因為那些發生在亞非國家的事件受害者基本上在歐洲社會的關懷範圍之外。另一原因是，歐洲社會的反恐是以「文明對立論」為中心的：在它的論述中，「恐怖主義者」必是一個毀害歐洲社會與文明的，意識形態上的外來者（目前這「外來者」主要被定為穆斯林），它因而無法解釋發生于亞非國家的恐攻。這就是為什麼您看得到浩浩蕩蕩的「我是查理」的反恐支援運動，卻見不到「我是喀布爾」或「我是巴格達」。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