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挪威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屠殺5周年那天，德國慕尼黑一名年僅18歲的Ali David Sonboly槍殺了9位光顧麥當勞的青少年。事發當天晚上，這名少年的伊朗父母移民背景立即在社會媒體上引起「這是穆斯林恐攻」的猜測。而警方初步的調查即發現，Ali David Sonboly事件前曾對大眾槍殺事件抱有極度興趣，曾實地探訪德國過去的學校槍擊事件地點，並持有《為何學生會殺人》一書（這是一份有關美國學校裡槍殺事件的心理研究）。接下來，Ali David的個人背景逐漸明嘹：他在學校裡多年遭受霸凌，並且事發時仍在接受精神治療。警方目前斷定，此事件屬於典型的大眾槍殺事件，與國際恐怖主義毫無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Ali David在槍殺過程中與他人的對話。這段對話被錄影下來：譴責他行為的人，對他喊「他媽的外國人」（這與社會媒體上假設他是外來者如出一轍），而他的回應是「我是在這裡出生的！我是德國人！」Ali David在憤慨地護衛自己的德國身份之時，已開槍殺了好幾人。而他此時深怕的，竟仍是被視為外國人。
一個18歲的青少年會選擇奪取他人性命並自盡，社會不能逃避責任。一個父母來自伊朗的孩子，不僅僅選擇改信基督教，更發展出亞利安優越血統的極端種族主義思想，崇拜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這背後是不是隱藏着一個有關這個社會排他性的故事？
目前我們知道的僅是Ali David槍殺事件與Anders Breivik的屠殺5周年有一定的關係。試想，倘若接下來的調查證明Anders Breivik屠殺事件確實是Ali David槍殺事件的意識形態直接導因，那麼歐洲媒體又會如何呈現此事件？它會被定位為恐攻事件嗎？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從未被視為恐怖主義者。那麼，被他的種族主義思想影響了的Ali David呢？
其實，恐攻的事實與對它的社會態度差距極大。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歐洲的單人行（lone actor）恐怖主義〉，就指出了所謂「常識」的假設經常是錯誤的。這份報告是皇家聯合服務機構（RUSI）、查登機構（Chatham House）、策略對話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以及荷蘭雷登（Leiden）大學的合作研究成果，它指出，歐洲在過去15年來的124位恐攻者之中，極右份子佔了33％，而與國際恐怖主義（Isis及其它）有聯結的恐攻者佔有38％，比例差不多。同時，極右恐攻事件中的死亡率，比其它種類的恐攻事件高出很多：過去15年來，歐洲發生的極右恐攻事件中死亡人數共為94人，而與國際恐怖主義（Isis及其它）有關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數是16人（此數據當然在不斷改變中，但基本上，極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數偏高）。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數佔總人數（所有恐攻事件）的8％，而極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數佔了總人數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