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您法國尼斯這個地方會讓您做出什麼聯想，您可能會說度假勝地，陽光，滿海灘的比基尼，日光浴下人們的笑容，高消費城市等等。您一般不會聯想到貧民窟和憤怒失落的青年，更不會聯想到恐怖攻擊事件和遍地血腥。
7月14日尼斯恐攻事件那天，遊客歡慶共和國紀念日，一位名叫Lahouaiej-Bouhlel，原籍突尼西亞的年輕男子，駕着貨車駛向人群。這不是他認同的共和國，也不是他能共享的繁榮。今年1月份，他因在駕駛貨車時打盹被老闆發現而失去了送貨員的工作。他憤恨那些有未來的人。他要他們跟他一樣感受痛苦。84人喪命在他租來的貨車輪下。
社會很快地回應了：這必定是Isis的恐怖主義攻擊，是伊斯蘭極端教義者向西方的宣戰。兩天後，Isis宣告「承擔責任」。而Lahouaiej-Bouhlel這個人，不僅與Isis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突尼西亞和法國的情報單位都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他的親友，鄰居，以致社區裡知道他的人，都透露了這樣的情況：Lahouaiej-Bouhlel從頭到尾都不曾對宗教感興趣，他不但從不上清真寺，而且嗜酒，好賭。他的父親更透露，他患有憂鬱症，並因此曾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他父親同時映證了他人所說，透露他兒子「和宗教搭不到一起，他不禱告，不齋戒，他喝酒且吸毒。」
雖然至今Lahouaiej-Bouhlel的恐攻動機仍在調查中，法國總理Manuel Valls卻已向全國大眾表示「他必定以某種方式與激進伊斯蘭有組織上的聯結關係」。而法國反恐伊聯盟的主任Marwan Muhammad則反駮此說，強調社會動因。他表示：「Isis若要征召穆斯林青年，只能在被法國社會徹底排斥的穆斯林那裡才有可能…問題就在于法國社會裡穆斯林的位置。在這裡，戴頭巾的穆斯林找不到工作，申請上大學都有困難。而如今法國大學竟在考慮禁止穆斯林戴頭巾…針對穆斯林的社會歧視影響非常深遠。」
正如Marwan Muhammad指出，法國穆斯林青年恐怕是青年人口中最與社會疏離的一群。法國在經濟危機中失業率高達10％以上，而法國穆斯林青年的失業率超過了40％。他們多居住在城市外圍的貧區，沒有就業機會，沒有改善住房條件的可能，在社會底層，看不見未來（請參見去年的〈法式黑色幽默，還是法式種族主義〉一文）。與此同時，他們必須面對法國社會在每一層面的種族主義。在極右思想的發展下，在許多法國人眼中「移民問題」就等同于「穆斯林問題」（雖然大多數穆斯林是土生土長的法國公民）。而種族主義的形式影響最深遠的是來自國家機構的歧視，法國穆斯林的宗教實踐的自由被剝奪，比如，法國學校于2004年開始禁止穆斯林女性戴頭巾。國家禁止人民宗教實踐的意義重大，這進一步穩固了法國穆斯林的社會邊緣認同。（在此可參考比較中國新疆對穆斯林的宗教禁制。）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政府的「去激進化」（de-radicalisation）對策不會有任何效用。自今年5月起，法國當局宣佈在每一地區開設「去激進化」中心，辨識那些潛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防止他們參與聖戰組織，並協助那些已與這些網絡有聯結的人脫離這些組織」。在這套計劃裡，政府撥出4000萬歐元，要扭轉「激進化」的趨勢。而當局真要有心扭轉趨勢，這4000萬歐元應有更適當的去處：何不改善青年生活環境和當地青年公共設施？何不改善青年就業環境和教育機會？何不去除那些將他們定位為外來者的一切機制，使得他們能得到平等機會，成為真正的法國公民？
英國政府對恐攻威脅採取的策略類同，各社會機構都早已成為反恐政策的一環。各地方政府都在實行全國的「管道」計劃（Channel），在當地青年之中推動「去激進化」的目標。去年，政府更推廣教師、護士以及其它公共部門員工的培訓，使他們能在病人和學生裡「辨識激進化的跡象」，已有40萬公共部門員工接受了「監察極端主義」的培訓。目前，政府更加強反恐措施，年底將發佈更進一步的反恐策略，除了增強情報機制和武裝的反恐警力之外，這策略並包括對部份「激進化」的個人做強制性的參與政府的「去激進化」計劃。看到過去這幾年來政府反恐政策（以「防衛」，也就是Prevent的計劃為中心）的反效果，不敢想像再加強的「去激進化」措施會造成何種結果。這幾年來，在政府反恐政策下，離開英國去加入Isis的人數有增無減，目前已共有850名青年（其中有一半已返回英國）。多年來專家都曾不斷指出，政府的反恐策略只造成了加深這些青年的社會疏離感和邊緣化。真正的改變恐怕要從整個社會開始，更要從英國的外交政策開始。
而每當恐攻事件後，穆斯林青年和整個社區都一再體驗社會疏離和邊緣化。
尼斯恐攻後，對穆斯林的社會歧視，正體現在對恐攻事件的社會判決：雖然無人知道Lahouaiej-Bouhlel背後真正的動機，社會大眾與媒體已將事件當作「導因于宗教狂熱的穆斯林議題」。這就是為什麼很少有媒體報導，其實尼斯的84名死者之中，有35名是穆斯林。也就是，總共3分之1的死者是穆斯林，大多來自當地穆斯林社區，而穆斯林在尼斯事件後卻不斷遭受社會譴責和種族主義騷擾。（請以此對比7月26日18歲的Adel Kermiche殺死一名天主教教士時引起的社會回應。） 在尼斯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再度體驗被定位為「外來者」的痛苦，更加深了他們作為「不被當作法國人的法國人」的認知。那作為尼斯恐攻事件之背景的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地繼續下去。
在英國，穆斯林在尼斯事件後同樣遭受社會譴責和種族歧視，而且這邊緣化的工程是由商業媒體執行的。英國銷售量最大的《太陽報》前任編輯Kelvin MacKenzie就在該報上寫出這樣的文字，質疑第4臺電視臺僱佣穆斯林記者Fatima Manji：「當我們再度看到穆斯林殺人事件時，第4臺讓一位穆斯林去報導這個事件，是妥當的嗎﹖」不幸的是，Kelvin MacKenzie的歧視不只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商業媒體及其讀者抱持的態度。
對此，我們再來看看對另一起恐攻的社會理解：今年6月12日在美國發生的歐蘭多槍殺事件。29歲的Omar Mateen在歐蘭多的「Pulse」同志俱樂部槍殺了49人，Isis事發當天即宣佈是它組織的作為。英美社會立即掀起討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呼聲，社會指責的箭頭多朝向穆斯林社群。而不僅是英美社會未對事件背景和Omar Mateen個人先做徹底調查，就連「承擔責任」的Isis也不清楚事件起因。這個在美國出生，多年在保安業服務的年輕人，根本是個徹徹底底的美國人，他何以成為Isis恐攻份子？
在事件3周後，Omar Mateen的背景因素逐漸浮現：他本身是位同志，經常到同志俱樂部，包括事發地點「Pulse」這個俱樂部，在那裡尋找伴侶。他的妻子也承認，他過去是有「同志傾向」。他曾與俱樂部裡結識的不少年輕男性交往，但當他們要結束和他的關係時，他總難以接受，懷怨在心。他過去的一位男友甚至表示，俱樂部的槍殺事件是他的一種報復。
同時，聯邦調查員也表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與Isis或其它任何組織有聯繫或接受任何組織的協助。顯然地，Omar Mateen的個案並非「導因于宗教狂熱」。
可以說，社會對恐攻威脅的看待方式，經常是非理性的。對於不同根源的恐怖主義，大眾似乎也抱持完全不同的態度。也可看出社會如何定義誰是它的敵人。在英國，幾個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小型組織都被國家禁止，一一關閉。而那些犯罪記錄連連的極右團體，如新法西斯組織「英國第一」和「西北異教徒」，卻從無人過問，無人將它們當作潛在的恐怖主義組織。如果極右團體的極端主義並未被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那麼同樣標準為何不能適用于伊斯蘭基本教義團體？
2011年挪威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屠殺77名挪威公民時，在主流媒體報導中我們竟看不到「恐怖主義」或「恐攻」這樣的字眼。而這場屠殺是Breivik精心策劃的，以極右思想為出發動機的一場政治謀殺。當時Breivik甚至撰寫了一份長篇的宣言，將他的反穆斯林和排外思想推銷到歐洲各地。而當他的屠殺計劃成功進行後，媒體報導卻將焦點集中在他的心裡層面上。特別英國的主流媒體有關恐攻的報導早已出現這樣的模式：白人行凶時，主流媒體總將事件導因定義為「精神疾病問題」，「心理問題」；非白人行凶時，主流媒體則將事件導因定義「宗教狂熱」，「挑戰西方」等等。這種媒體論述形成了這樣的大眾觀念：恐怖主義和恐攻是「伊斯蘭/穆斯林議題」。
7月22日，挪威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屠殺5周年那天，德國慕尼黑一名年僅18歲的Ali David Sonboly槍殺了9位光顧麥當勞的青少年。事發當天晚上，這名少年的伊朗父母移民背景立即在社會媒體上引起「這是穆斯林恐攻」的猜測。而警方初步的調查即發現，Ali David Sonboly事件前曾對大眾槍殺事件抱有極度興趣，曾實地探訪德國過去的學校槍擊事件地點，並持有《為何學生會殺人》一書（這是一份有關美國學校裡槍殺事件的心理研究）。接下來，Ali David的個人背景逐漸明嘹：他在學校裡多年遭受霸凌，並且事發時仍在接受精神治療。警方目前斷定，此事件屬於典型的大眾槍殺事件，與國際恐怖主義毫無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Ali David在槍殺過程中與他人的對話。這段對話被錄影下來：譴責他行為的人，對他喊「他媽的外國人」（這與社會媒體上假設他是外來者如出一轍），而他的回應是「我是在這裡出生的！我是德國人！」Ali David在憤慨地護衛自己的德國身份之時，已開槍殺了好幾人。而他此時深怕的，竟仍是被視為外國人。
一個18歲的青少年會選擇奪取他人性命並自盡，社會不能逃避責任。一個父母來自伊朗的孩子，不僅僅選擇改信基督教，更發展出亞利安優越血統的極端種族主義思想，崇拜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這背後是不是隱藏着一個有關這個社會排他性的故事？
目前我們知道的僅是Ali David槍殺事件與Anders Breivik的屠殺5周年有一定的關係。試想，倘若接下來的調查證明Anders Breivik屠殺事件確實是Ali David槍殺事件的意識形態直接導因，那麼歐洲媒體又會如何呈現此事件？它會被定位為恐攻事件嗎？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從未被視為恐怖主義者。那麼，被他的種族主義思想影響了的Ali David呢？
其實，恐攻的事實與對它的社會態度差距極大。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歐洲的單人行（lone actor）恐怖主義〉，就指出了所謂「常識」的假設經常是錯誤的。這份報告是皇家聯合服務機構（RUSI）、查登機構（Chatham House）、策略對話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以及荷蘭雷登（Leiden）大學的合作研究成果，它指出，歐洲在過去15年來的124位恐攻者之中，極右份子佔了33％，而與國際恐怖主義（Isis及其它）有聯結的恐攻者佔有38％，比例差不多。同時，極右恐攻事件中的死亡率，比其它種類的恐攻事件高出很多：過去15年來，歐洲發生的極右恐攻事件中死亡人數共為94人，而與國際恐怖主義（Isis及其它）有關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數是16人（此數據當然在不斷改變中，但基本上，極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數偏高）。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數佔總人數（所有恐攻事件）的8％，而極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數佔了總人數近一半。
然而，極右份子的恐攻事件的曝光度一直很低。在英國，直到最近國會議員Jo Cox被殺之前，媒體和社會大眾基本上從未將極右的恐攻當作威脅看待。（美國情況類似：據新美基金會研究報告，自911以來，自稱伊斯蘭激進者在恐攻事件中致使一共26人死亡，而極右恐攻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則達48人。然而，美國媒體偏向報導所謂伊斯蘭激進者的恐攻事件，而同時極右恐攻事件卻很少見報。）
另外，〈歐洲的單人行恐怖主義〉研究報告顯示，歐洲恐攻事件的受害者之中，大多數為穆斯林和其它少數民族。這一事實也是有關恐攻的報導所避而不談的。比如德國經常發生的極右恐攻事件，穆斯林和其它少數民族都是直接受害者，而這些事件卻經常不被看作恐攻。德國官方記錄顯示，去年全國有將近1000起極右攻擊事件，沒有一件被定位為恐攻事件。這些攻擊行動的對象都是難民住處。比如在Bamberg這個城鎮，警方發現極右份子計劃在2處難民住處引爆炸彈，幸虧發現得早，否則後果不敢想像。被逮捕的13名極右份子來自當地名為「右派」（The Right））的政黨，以及極右街頭運動「Pegida」的分支「Nugida」。
英國的極右恐攻事件在歐洲相當突出，警方在過去15年中爆破了38起恐攻計劃。暴力一直都是極右份子活動的一部分，恐攻計劃自2011年不斷增加，有時，它們得以進行：英國人都會記得，2013那年，82歲的伯明翰人Mohammed Saleem在從清真寺回家途中被極右份子謀殺。那時，沒有一份報導將此謀殺稱為「恐攻」。
這份〈歐洲的單人行恐怖主義〉研究報告就說明了，極右恐攻行動的傷害力強大，它是歐洲「單人行恐怖主義」的主力。當國家將資源投入「防範穆斯林青年激進化」並監視整個穆斯林社區之時，國家「防恐」機構卻從未將極右暴力以及它發動恐攻的可能當作一回事。經常是單人行動的極右恐攻份子，不被情報單位注意，它的威脅性也長期未被社會和媒體正視。這種有選擇性的看待恐攻，反映出社會本身對「安全威脅」認知的種族化。
這種族化總是突出個人和事件的國族根源，這現象在主流媒體對「威脅」的呈現中最清楚易見。經常在事件尚未被調查之前，這些報導就會強調攻擊者的國族背景，其引申意義鮮明。甚至當事件不具任何政治性，完全不屬恐攻事件之時，這些媒體仍特別突出個人的國族「根源」：比如最近在德國發生的一名男子與女友吵架，一憤之下砍她致死的事件。BBC竟出現了「敘利亞移民殺女人」這樣的標題，非常具聳動性。試問，何時我們是以這種語言報導本地英人的謀殺案？試想，您若看到「英人砍殺女人」這樣的新聞標題，會做何感想和結論？
「威脅」認知的種族化，也造成了社會大眾對於同樣形式的恐攻做出不同的詮釋。如知名記者Robert Fisk指出，一般而言，在歐洲發生的恐攻事件，倘若攻擊者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聯，那麼他就會被定位為「恐怖主義者」。然而，同類的事件發生在亞非國家時，這「恐怖主義者」就不被稱為「恐怖主義者」了。他僅僅被定位為「攻擊者」。這一部分是因為那些發生在亞非國家的事件受害者基本上在歐洲社會的關懷範圍之外。另一原因是，歐洲社會的反恐是以「文明對立論」為中心的：在它的論述中，「恐怖主義者」必是一個毀害歐洲社會與文明的，意識形態上的外來者（目前這「外來者」主要被定為穆斯林），它因而無法解釋發生于亞非國家的恐攻。這就是為什麼您看得到浩浩蕩蕩的「我是查理」的反恐支援運動，卻見不到「我是喀布爾」或「我是巴格達」。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