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熱愛抗議的熱情在歐洲是出了名的。
過去幾年，我們經常看到農民因昂貴法規而憤怒，把糞肥扔向地方市長辦公室；而戴著面具的年輕人則定期在弱勢城區向防暴警察投擲自製手雷。
過去三週多以來，數千名學生封鎖高中入口，並走上街頭表達不滿。
本週六（10月17日），法國各地已宣布將有數百場新示威活動。
預計學生將與工會及所謂「黃背心」（gilets jaunes）運動的重要人物一同參與。
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本週暗示，學生憤怒正被操控，因為明年總統選舉的政治氣氛日益升溫。
黃背心運動自2018年起反對生活成本上漲，持續超過一年，成為法國歷史上最長壽的抗議運動之一。
黃背心運動的重要活動人士傑羅姆·羅德里格斯（Jérôme Rodrigues）透過 Instagram 鼓勵民眾加入週六的示威。
他在影片中表示，抗議應讓那些「希望能夠體面生活、不再需要精打細算每一分錢、不再需要在吃飯和開車之間做選擇」的人發聲。
他補充說：「憤怒不屬於政黨。空空如也的冰箱也沒有政黨偏好。」
那麼，歐盟第二大經濟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社會動盪、政府借貸成本高到令人咋舌、法國議會深度分裂，以及看似旋轉門般頻繁更換的法國總理——過去五年已有六位總理——他們都聲稱要削減國家公共債務。
法國是否瀕臨崩潰？這一切對法國人佔極大比重的歐元貨幣（Euro）意味著什麼？
經濟學家安妮—勞爾·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 ）告訴我：「你不能把法國跟2012年的希臘債務危機或2001年的阿根廷相比。金融市場也知道這一點。」
她是巴黎第九大學（Dauphine University；多芬納大學）經濟系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終身研究員，是法國媒體討論該國公共債務困境時的常客。
她告訴BBC：「市場早在2024年就意識到，提前選舉後議會深度分裂成三個對立陣營，我們會有預算問題，但他們也明白法國是個大國，必要時有能力加稅。」
德拉特認為：「我們的情況更像2023年英國的特拉斯（Liz Truss）。」
她指的是時任英國首相所謂的「迷你預算」，導致英鎊大幅貶值、政府公債殖利率飆升，以及房貸利率暴漲。
她向我解釋，「危機相對短暫，因為市場認為英國有金融工具可以自我修正。」
她總結說：「在法國會很痛苦，但加值型營業稅提高4%就能籌到填補政府債務所需的1200億歐元（1345億美元；8999億元人民幣；4.35兆元新台幣）。投資者知道這一點。」
理論上也許如此。而且，正如德拉特教授也指出的，如果法國財政崩潰到影響其他歐洲經濟體，歐洲央行很可能會介入。
但許多法國公民已明顯對現狀不滿，若再加稅或進一步削減福利與教育預算，反應可想而知。
法國的國家格言是「自由、平等、博愛」。但，在沸騰的街頭和病毒式社群媒體貼文中，你絕對感受不到這種氛圍。
本週我遇到了17歲的麥西姆（Maxime）、瑪德琳（Madeleine）和埃洛迪（Elodie）。
她們坐在巨大的綠色垃圾桶上，這些垃圾桶被用來堵住他們高中的入口，這是持續數週的抗議活動的一部分。
她們說：告訴我，巴黎第三區的情況已經夠糟了，教室牆上有洞，班級人數過多，教師短缺，但這些青少年非常清楚，首都外圍弱勢的貧困郊區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法國喜歡談論平等（égalité），但現實是，這裡的窮人受到歧視，而富人卻從中受益。」她們強調。
三位學生都還未達到參加明年春季法國總統大選的投票年齡，但他們質疑，執政者的更迭是否真的會帶來多大的影響。
三位年輕女孩告訴我，大規模抗議似乎是讓法國當局聽到她們聲音的唯一方法。
她們是法國桀驁不馴傳統的一部分。
19世紀法國大革命經典《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孤星淚》）作者、也是法蘭西共和國示威者的文化偶像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宣稱：「如果你們不滿意，就去示威，去高喊，去吶喊，但不要啞忍。」（Si vous n'êtes pas contents, manifestez, criez, hurlez, mais ne subissez pas.）
週四（15日）走在巴黎抗議學生人群中，我遇到幾位媽媽，她們脖子上掛著標語牌，寫著：「團結的媽媽們。」
我問她們是來抗議還是保護孩子？回答斬釘截鐵：「兩者都是！」
37歲的葛溫（Gwen）告訴我，她和其他母親每天早上輪流在當地學校封鎖行動中，協調學生與警察之間的關係。
這是在本月稍早抗議中，導致數百人受傷、朗斯鎮（Lens）上一名15歲男孩在衝突中失去一隻手後，對警察暴行的指控不斷增加——法國內政部否認——之後發生的。
法國內政部長此後已暫停警察在高中示威中使用震撼彈。
葛溫女士告訴我，她不介意兒子因封鎖而缺課數週。「讓他醒來意識到公民責任、為社會正義而戰，對他來說是更好的教育。」
在週四的示威中，我也遇到17歲的蘿拉（Lola）和她的母親桑德琳（Sandrine），她們一起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革命是人性最美的表達。
蘿拉驕傲地告訴我說：「我媽媽在1968年上街抗議。現在輪到我了。沒必要等法國總統選舉。我們現在就要改變。」
1968年5月巴黎的學生抗議，在法國是個傳奇。
要求改善教育的訴求激發工人加入遊行，最終演變成法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罷工。它為一代人樹立了革命動盪的標準，也被認為為法國左派創造了新機會。
不過，現在距離法國本已充滿變數的總統選舉還有六個月，有人指責極左派勢力在總統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領導下，正在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
「梅朗雄領導的『不屈法國』（LFI）成員正在利用高中生運動來謀取選舉利益，」勒科爾尼週三（14日）表示。他指責他們鼓勵抗議活動，然後敷衍了事地譴責任何暴力行為。
「這種虛偽損害了法國的利益，」勒科爾尼說。
但你常會在街頭聽到學生們高喊「梅朗雄當總統！」的口號。
幾位示威者告訴我，支持者們很欣賞他希望在法國徵收財富稅，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6 歲，並且是唯一一位親自到法國學校考察狀況的總統候選人。
對於法國總統競選中備受矚目的民族主義且以反移民為號召的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來說，解決辦法是削減法國對歐盟預算的110億歐元獻金。
不過，我們或有理由懷疑，無論是左翼或右翼的新任法國總統，都無法打破法國財政僵局。
目前，法國在歐洲並非孤例，它面臨著人口老化、龐大的福利體系需要運作以及受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關稅和海灣戰爭等外部壓力擠壓的國民經濟。
此外，無論是在法國、德國、瑞典或義大利，政治人物都不願向選民坦白公共財政縮減的真相，國防機構要求增加國防開支，而公民則堅持要求改善公共服務，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固有的矛盾。
在法國，這種壓力尤其尖銳。
法國公共支出約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7%，是全球富裕國家中最高的之一。
社會支出——尤其是退休金——異常龐大，而法國公民繳納的總稅收與社會捐款負擔在歐洲也是最高之一。簡單來說，他們期望福利與公共服務物有所值。
但經濟學家德拉特稱她不認為換一位新總統就能緩解她國家的財政頭痛。
她告訴BBC：「我們需要修憲，一個新體制，一個新共和國。」
她解釋：「我們的第五共和是以強大的總統為中心。議會的存在是為了阻礙他或她，而不是尋求共識或制定新法律。」
她說，法國若要進步，這必須改變。她又認為，2027年總統選舉後的法國議會選舉很可能一如既往地分裂：「我們需要一個議員擁有更多權力的體制，並應從歐洲鄰國學習共識與聯盟建立。」
在她看來教育必須得到保護，資金應更好地分配，因為這是對法國財政未來的投資。
她強調：「我們目前教育不平等與教師低薪的體制，意味著我們錯失了從整個法國社會中受益於最優秀、最聰明的人。這不僅對個人不公平，我們的經濟最終也會在創新與生產力上受損。」
目前修憲並不在考慮之列。那麼，眼前該怎麼辦？我問法國中間派政治人物安妮—凱瑟琳·洛伊西耶（Anne-Catherine Loisier）。
她是法國參議院中間派聯盟的參議員，也是議會科學與技術小組的副主席。洛伊西耶和幾乎所有政治光譜上的法國主要政客一樣，表示抗議學生「必須感覺被聽見」。
她向BBC承認：「我們的預算有限，但不一定需要更多錢。你可以透過更好地重新分配資金來改善。教育在法國是地區職權。每個地區都應審視地方需求，並相應處理優先事項。這項行動可以立即採取。」
我問她是否同意英國首相，前大曼徹斯特市長柏南（Andy Burnham）的看法，即地區應被賦予更大權力。她回答：「絕對同意！法國傳統上非常以巴黎為中心，但透過去中心化可以改善很多事情。」
她強調：「我的法國沒有破碎。我不認得媒體呈現的那個形象。我的國家由許多個法國組成。巴黎、地區；法國北部與南部。我們需要把權力還給人民。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看著人民的眼睛，讓選民覺得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掌控權，而不是政客從高高在上的巴黎決定他們的命運。」
「這樣我希望我們能恢復選民——以及學生——對政治的信任。」
這是左右兩派政客在明年法國大型選舉前都會聽到的承諾。
但這裡——以及歐洲大多數地方——的民調顯示，法國人對政治階層的信任正日益減少。
本文原以英文撰寫，我們使用了人工智慧協助翻譯，並由BBC記者在發布前進行審核。了解更多關於我們如何使用人工智慧的資訊。 （相關報導： 法國學生示威：憤怒背後隱藏著什麼？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