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小心了！靈活就業者要「強制社保」，壓垮中小企業最後稻草？

10月10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十五五」時期就業與社會保障新聞發布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在會上拋出一句頗具份量的話：「數據找人很重要，現在還有一些人沒有參保，這些人到底在哪兒，還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把人找到，動員參保。」

中國官方目標很明確：力爭「十五五」（2026－2030年）時期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已分別達10.79億、2.51億、3.27億人，規模號稱全球首位。但當局仍不滿足，下一步重點鎖定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與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希望把他們從居民養老保險「升級」到職工養老保險。

過去中國社保擴面多半靠政策宣導與企業繳費監督。這一次，官方公開提出「數據找人」，意味著思路轉向精準定位。李忠強調，相當一部分靈活就業者已參加居民養老保險，但「十五五」期間的重要目標是盡可能讓他們加入職工保險，並建立用工方、平台企業與勞動者「共同籌資、合理分擔」的機制。

2025年9月1日起，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正式施行。其中第19條明確規定，企業與員工約定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或員工自行承諾放棄社保，相關約定均屬無效；若企業未依法繳納社保，員工據此解除勞動合同並請求經濟補償，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涉及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與生育保險等項目，實際適用範圍、費率及繳費基數，則依規定與所在地政策而有所不同。企業與員工通常分別承擔相應的繳費責任，工傷、生育等項目的負擔方式亦有差異。

過去部分中小企業並未全面依法替員工參保，而是與員工形成某種默契：企業不繳社保，改以較高的現金薪資或社保補貼支付；員工則換取當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這種做法雖然存在法律風險，卻在部分餐飲、零售、製造業及其他勞力密集型產業中，成為企業控制成本、員工增加現金收入的一種非正式安排。

對大型企業而言，增加社保支出或許還能透過規模經濟、產品漲價或內部成本調整消化；但對原本就靠薄利維持營運的街邊餐館、小型工廠與個體經營者而言，新增成本可能直接侵蝕原有利潤。

在居民消費意願疲弱、同業競爭激烈，漲價可能導致客源流失。企業若不漲價，便只能從薪資、工時、員工人數或其他支出下手。於是，一項原本意在保障勞工的制度，可能在部分企業的短期因應下，轉化為降薪、減少招聘或縮減營業規模的壓力。

在微博與X等平台上，這句「把人找到」迅速被解讀為壓力升級。有人諷刺「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弄一個社保碼？不繳就紅碼」；也有人直接反問：「你猜猜那群人為什麼不參保啊，是錢太多了嗎？」「沒工作沒收入的拿啥交。」 （相關報導： 李華球觀點：少談九合一少罵賴清德─大陸對台風向的幽微變化 ｜ 更多文章 ）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8月的政策說明中，也直接點出兩種現象：一是部分企業為降低用工成本而不替員工繳納社保；二是部分勞工，尤其年輕族群，為了增加當下可支配收入，主動要求企業不繳社保，改以現金補貼支付。

中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據官方或相關報告估算已超過2億，甚至有說法逼近3億。然而，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仍低——截至2024年底約7057萬人，遠低於整體規模。這些人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個體戶與自由職業者，收入不穩定、流動性高，正是過去參保最容易斷檔的族群。

職工養老保險對靈活就業者來說並不便宜。個人需全額承擔約20%的費率（其中8%進個人帳戶、12%進統籌），繳費基數多按當地上年度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至300%選擇。以部分城市為例，最低月繳養老保險常落在1100元以上；若再加上職工醫保，合計常突破1600元。對月收入僅三四千、甚至訂單不穩定的外賣騎手而言，這筆固定支出並非小數。

官方雖提及平台企業與用工方共同分擔，但具體落地細節仍待觀察。過去幾年，已有地方為困難群體代繳，但「數據找人」之後，動員力道顯然加強。

更值得注意的是，勞工一旦失去正式工作，即使仍有零工、兼職或其他收入，也不代表其社會保障需求同步消失。若企業為降低成本而減少正式聘僱，勞工可能面臨更不穩定的工作型態，制度保障與實際就業之間的落差也可能擴大。

中國正面臨人口老化、勞動人口結構變化，以及不同地區社會保障財務承受能力不一等長期挑戰。退休人口增加，意味著養老保障的支付需求上升；若繳費基礎、基金收入與支出成長之間失去平衡，制度的財務永續性便會受到考驗。

強化社保徵繳是否已成為特定養老金缺口的直接解方，仍須依各類基金的收支、財政補助與跨地區調劑等資料判斷，不能僅憑政策時點就斷言中國是為了填補某一筆特定缺口。

居民養老保險繳費低（年繳幾百至數千元），但待遇也低；職工保險待遇較高，卻要求持續高額投入。對許多收入不穩定者而言，這不是「保障升級」，而是現實負擔。

對部分業者而言，可能選擇減少非核心職位、降低招聘需求、調整薪資結構，或將部分工作交由人力服務公司承接。也有企業可能透過縮短營業時間、提高自動化程度，或重新安排全職與兼職人力配置來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外包也不是可以無限制使用的避風港。企業是否仍須承擔相關責任，必須依實際用工關係、契約安排與適用法律判斷；若只是透過名義上的外包規避法定義務，仍可能面臨法律風險。

如果企業普遍改採更短期、更彈性或更間接的聘僱模式，正式職位可能減少，勞工也可能失去部分原本可以透過穩定勞動關係取得的保障。反過來說，如果執法一致、違規成本明確，且企業有足夠時間調整經營模式，制度也可能逐步減少過去由勞工自行承擔的風險。

強制社保的爭議，最終指向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中國勞動市場的正式制度與實際經濟條件，是否存在過大的落差？

如果企業長期以不繳社保維持低成本，代表部分商業模式可能建立在未充分承擔法定用工成本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強化執法有其必要性，否則守法企業與勞工都可能持續承受不公平的代價。

但若企業的利潤、需求與融資條件已經惡化，單純提高執法強度，未必能立即創造足夠的支付能力。

政策最終能否達成目標，不能只以企業繳費金額是否增加來判斷，更要看正式就業是否穩定、勞工實質收入是否受到侵蝕，以及社會保障是否真正提升了家庭面對未來風險的能力。 （相關報導： 李華球觀點：少談九合一少罵賴清德─大陸對台風向的幽微變化 ｜ 更多文章 ）

如果社保擴面能與企業轉型、居民增收及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同步推進，它可能成為中國改善勞工保障、重建消費信心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