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中華書評》（China Books Review）發表文章《 小說中的天安門》，作者程楊楊（Yangyang Cheng，中美關係學者）評論了知名作家哈金的新作《尋找坦克人》（Looking for Tank Man）及其他有關六四屠殺的文學作品。哈金新作主人公露露從小在北京長大，但到了哈佛大學，在校園內一次抗議中國總理的活動中，才第一次知道「天安門大屠殺」。這將她引上了一條充滿個人和職業冒險的道路：她觸碰了一段被封存的國家歷史，並挖出了一個被掩埋的家族秘密——她的父母都曾是天安門運動參與者。
文章寫道，早期的天安門小說同樣描繪了熱情的年輕人與他們歷經滄桑的長輩，如高行健《逃亡》中的年輕人與中年知識分子，或馬建《北京植物人》中的戴維與他的母親，而《尋找坦克人》發生在當下——當年1989年風華正茂的抗議者如今步入中年，他們的孩子年紀與天安門的學生相仿。這種代際轉換中有一個痛苦的命數：無論昔日還是今日，長輩們都曾試圖，卻終究未能，保護年輕人免受無情國家的傷害。
程楊楊認為，踏入禁地只是第一步。在中國以外，天安門不在被遺忘的危險之中，但知曉並不等於理解。要告慰「六四」遺產，我們必須拒絕沉溺於悲悼、將歷史簡化為景觀的誘惑。我們必須從東方主義的扭曲中拯救天安門的真相，並深入追問抗議者的訴求，而不止於口號。「作為天安門廣場的孩子，我們對逝者如此，對生者亦然」。
天安門抗爭：一場關於價值觀的較量
「天安門母親」群體30多年來首度被禁止在「六四」當天到公墓祭拜受難的親屬。美國《外交學人》（The Diplomat）發表六四研究學者何曉清的文章《北京為何仍然懼怕「天安門母親」》指出，天安門抗爭是一場關於歷史事實的較量，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場關於價值觀的較量。
何曉清說，數十年來，中共對記憶的壓制和操縱奏效了——全世界都被「中國模式」（威權統治與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所創造的財富和權力所迷惑。為拯救自身合法性，後天安門時代的政權構建了一套敘事，將這場運動描繪為削弱和分裂中國的西方陰謀，將軍事鎮壓美化為穩定與繁榮的必要之舉。換言之，人的生命和人權可以為經濟成長和國家強盛而「犧牲」。然而，新冠疫情後期，「白紙一代」橫空出世。這些年輕男女在公共場合手持白紙，以示對關於新冠疫情的官方「正確記憶「的無聲抗拒，共同塑造出這一代人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不像天安門廣場的坦克人那般戲劇性，但同樣是一種新的勇氣形象：恐懼之中的勇氣，無處不在。親眼目睹自己所親歷的新冠經歷，是如何被重構為扭曲的官方國家記憶之後，這一代年輕人想要知道：還有什麼事情是他們被欺騙了的？
「人民終將審判你們。」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一棟主樓頂上，懸掛著這樣一條橫幅。何曉清說，那些下令製造大屠殺的人，不僅將被人民審判，也將被他們試圖以權力壓制的歷史所審判。
六四異議人士：懂得自由的價值
68歲的「六四」異議人士董廣平近日乘坐橡皮艇渡海逃離中國，抵達韓國。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班多（Doug Bandow）發表文章《天安門紀念日提醒我們：失去的自由》表示：「我們永遠不應忘記我們所享有的自由——這些自由在許多其他土地上，包括在中國，被常規性地剝奪。」
文章說，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力量而言，沒有什麼簡便策略能迫使北京以尊嚴和尊重對待本國人民、保障其自由。鎮壓是中共維持控制的根本手段，鮮有威權政府會自願解散自身。東歐國家的變革大體上是和平進行的，但只是因為它們無力維持原有的管控。即便是戈巴契夫也只是希望改革共產主義，而非終結它。
儘管如此，作者認為，美國人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仍應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與尊嚴發聲。人權對美國而言不只是一個政治議題，更是14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只是希望為自己、家人和朋友爭取更好生活的普通人——生死攸關的根本關切。董廣平和其他異議人士懂得自由的價值。在天安門屠殺又一個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我們應當銘記他們，以及他們那些受壓迫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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