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主計總處公布國人家庭財富分配調查報告顯示，最富有的20%家庭資產淨值，達最貧窮20%家庭的66.9倍，遠高於30年前的16.8倍；而中產階級的財富占比大幅縮水，最富有階層的資產占比則大幅攀升至62.68%。社會財富正加速向最富有階層集中，使13%中產階級出現「返貧」跡象。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家庭或個人可支配收入介於全國中位數的 75% 至 200% 之間。比照OECD標準換算，在台灣個人年收入中位數推算39萬元至104 萬元，或個人月薪中位數約3.25萬元至8.6萬元可稱為中產階級，其地位的判定，還包括出身背景、教育程度、職業。但2026年，中產階級自嘆，月薪8萬元也應付不了通膨，淪為新貧階級。如若8萬元月薪成為「新的貧窮線定義」，至少也應稱為「近貧階級」。
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財產來歸類階級，最下層占50%人口是較貧窮的「平民階級」，財產只有少許存款；再上一層占40%的「中產階級」財產主要的是房屋；再上一層占9%的「富裕階級」，財產為房屋、營業資產與金融資產；最頂端1%的「宰制階級」則擁有生產工具、營業資產和金融資產。
美國紐約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HRP）的執行主編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在2018年所發表的書籍《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書中，對中產階級的判定：應從出生背景、教育程度、志向、資產和職業、所得等要素來認定。
教授、記者、律師、音樂家也淪為「新貧階級」
奎特訪談涵蓋各領域，數百位中產階級淪落的處境。她舉例像波林（Brianne Bolin）是位兼任教授，原本是讓人尊敬的職業，年收卻低於2萬4,000美元。因為要扶養腦性麻痺不良於行的孩子，因是未婚生子，無法找到「終身教職」，無法改變人生軌道。為了張羅孩子醫療費用、償還學貸，奔波於五個大學兼任教職，摧殘健康陷入惡性工作漩渦。波林說她沒錢再去接受新領域的訓練，學術界職位的穩定和尊重已蕩然無存。
卡拉．貝拉米（Crla Bellamy）是人類學者，在大學任教年薪7萬4,000美元，老公於教會擔任管風琴演奏家，兩人年薪合計逾16萬美元，卻失去購買可負擔的購房資格，還得扶養兩個孩子，淪為入不敷出的「新貧家庭」。
兼職開Uber，利用接送客戶的空檔改作業的大學教師越來越多。在加州舊金山因為房租不斷高漲，加以Uber為了提升形象，設定駕駛的教師特質：人格健全、工作認真、專業人士的可信度，引誘他們兼職增加收入。連曾獲普立茲獎的記者約翰．庫柏曼（John Koopman）為了養孩子，也加入Uber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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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型非例行性工作因AI機器人取代了工作，法律、稅務等中產階級也被推向滅絕；自駕車出現卡車司機也受影響，逐漸淪為失業者。護理師被商品化，低薪過勞處境堪憐。報社開始使用AI記者、編輯，而大量裁員，中產階級急速殞落。
中產階級普遍的焦慮，舉凡不能為孩子開創如自己一樣的社會地位，且連自身都難保不淪落。美國有33州的市立托兒所，照顧費用比公立大學學費還貴，有些人只好移民到法國和德國提供托育福利的國家，甚至遠及芬蘭、瑞典和加拿大由政府補助的托兒所。這是美國殘補式、使用者付費，資本主義導致中產淪落的濫觴。
台灣中產階級淪落最大原因是房價貴得離譜，根據2024-2025年數據，全國而言，民眾需要不吃不喝10-11年才能買得起房，台北市民更要不吃不喝長達16年才買得起房。台灣的房價所得比僅次於地小人多的新加坡、香港，全球排名第三。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放棄追求成為有房的中產階級，只求眼前小確幸。中產階級漸漸地消失，年輕人不再有奮鬥的目標。
台灣的大學兼任講師鐘點費長期維持630元，近年教育部才陸續幾次提高至780元（2025年2月）。記者薪資也只降不升、護理照顧行業永遠處於過勞低薪階段。調升基本工資獲益者不及10%的低階勞工，中產階級沒法因基本工資調升，而能擠壓按照比率調升，無法抵抗通膨的能力，容易淪落至新貧階級。
建構「全球社會民主聯邦」，國際串聯拯救貧困者
皮凱提在《平等的反思》揭示，各國都有形式的法律平等，但怎會落得如同富人得利的「新殖民時代」。俄國曾在20世紀徹底廢除「私有財產制」，卻在21世紀成為寡頭、金融不透明與財稅天堂的世界首都，成為反轉共產主義的笑話。
即使法國大革命後，前1%最富有的財產總額，占比也僅些微下降，而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都高得不可思議。平等運動時過境遷，不平等的反撲立即隨後而來。19世紀時貴族在巴黎人口僅占1%，卻囊括40到45%財富，較之大革命前夕幾乎沒有改變，大革命後廢除貴族特權，卻強化了有產階級的特權。比較好的例子是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對有錢人課徵高額累進性稅賦，建立福利國，共享平等的醫療、教育制度。全民普選、禁止高於限額的政治捐款，並限制選舉經費，使金權政治難於得逞，立足平等的選舉，引領歐洲走向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反觀1990年美國國會遊說團成功說服法院，不應對政治活動的獻金訂立上限，以免侵害富裕階級的「表達自由」，且政治獻金可以享租稅減免，是「納貢選舉制」的復辟，不過是換包裝罷了。
德國推行「共同經營共同決策」的產業民主，憲法明確表示，生產工具社會化，財產制重新定義，必須由法律規範，使共同管理可行，影響世界勞動人權的新觀念。然而全球數位平台按件計酬的「零工經濟」興起，勞動人權保障倒退至「奴工時代」，國際勞工公約形同虛設。皮凱提說「累進稅」經常被視為是「軟性的社會主義」，卻無法顛覆資本主義的深層邏輯，但若沒有實施累進稅制，就不可能建構福利國家與去商品化的公義體制，它實現了公平稅制，財富重分配及抑制分配不均。改善新貧階級及貧困階級的處境。
財富重分配觀念，衍生「全民財產」的價值觀。法國最低遺產（12萬歐元），約為每一成年人平均財產20萬元的60%。因而累進稅和累進遺產稅綜合起來，就可課徵GDP 5%稅收。「全民財產」概念必須搭配「基本收入」和「就業保障制度」才有意義，實踐公平的「全民財產制」。
皮凱提建議，課徵「全球稅」，財產超過1000萬歐元者應課徵2%全球稅，每年有一兆元（約全球GDP 1%），依人口比率分配給各國，幫助貧窮國家投注醫療和教育。這樣就可逐漸建構新型態的「社會民主聯邦」，導向民主聯邦主義，有別於獨裁社會主義蘇聯。以民主、參與式、聯邦式，多元共融的全球社會民主新體制。擺脫資本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的論述，進行全球性分配制度，將中國和俄羅斯等專制社會主義逼到牆角。
現階段明確建立「跨國議會」，負責全球公共財、稅收和環境正義等共同政策，國際串聯加速締造「全球社會民主聯邦」為目標，才可望終結戰爭及階級剝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