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遷衝擊與全球能源轉型浪潮下，台灣面臨能源供應穩定與低碳轉型的雙重挑戰。然而，2025將舉行的「核三重啟公投案」再次掀起社會對核能的爭論。
正方主張將核三廠視為應對短期電力不足與碳排壓力的「救命解方」，並強調安全可控、核廢有「新解方」。但實際上，核三的安全與核廢問題遠比表面複雜，所謂「重啟可解危機」的論述，可能只是包裝過的短視政治操作。
一、《重啟與延役核三》：兩道關卡皆存安全風險與長期成本
核三廠已於2024年5月正式除役，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28條，任何欲重啟必須重新申請操作執照，不得沿用過去核准文件。
根據國際經驗，日本福井縣美濃川崎核電廠重啟耗時近7年、南非Koeberg核電廠延役計畫延宕至今尚未復電。這類已除役或接近除役機組的重啟，需歷經電力公司自我評估、監管機構審查、設備更換、法規重構、地震與氣候風險更新評估等繁瑣流程，平均耗時至少 5～8年。
此外，核三廠為西屋公司製造之壓水爐機組，設計壽命原本為40年。若延役，則需面對機組老化導致的安全隱患、零組件更換難度，及日益升高的核保險金與營運風險。
美國Diablo Canyon核電廠延役5年，預估成本約新台幣2,500～3,900億元。若核三仿效其模式，經濟效益與安全保障是否成正比，難以確認。
再退一步言，重啟若成功，最理想狀況亦僅能再運轉20年，然而核燃料池容量限制是一大瓶頸。目前核三燃料池僅剩約535束空間，推估僅能支撐約3～5年運作，核廢無去處，則延役本身亦無法長期支撐。
二、投入經費是否值得？與再生能源相比解決不了「短期電荒」
核三延役投入鉅額經費與時程風險是否能解決「缺電」？事實上，核三裝置容量僅約佔全台不到 2.5%，即便成功延役，其對總體供電影響有限。
根據能源署資料，截至2025年底台灣備轉容量率預估將維持15%以上，超過國際建議值。新增機組如台中電廠燃氣機組、林口與大潭等電廠更新擴建，也正逐步補足空缺。
而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雖尚在擴展中，但其技術成熟與投資增加，正持續推升其發電占比。與核三延役相比，再生能源不僅安全、低碳，也避免未來核廢壓力轉嫁下一代。
三、正方主張「核廢新解方」真的可行嗎？
正方在公投意見書與記者會中提出三項核廢處理方法，分別為「深孔地質處置（DBD）」、「國際委託處理」與「乾式貯存」。但實際檢視後，這些方法在技術成熟度、國際執行情況與法律支持上，皆難以立即見效。
黃國昌等人主張高階核廢可藉「深孔地質處置」（DBD）技術埋入5公里以下地層，號稱安全又節省空間。然而事實上，DBD技術至今仍屬於概念性研究，美國能源部曾於2015年啟動試驗，僅完成初步鑽井即於2017年中止，原因包括成本高昂、技術不成熟、封存後不可逆及缺乏回收機制等重大疑慮。每口深井成本高達1,100至6,500萬美元，若台灣全面採用，將需百口以上深井、耗費數千億預算，且無任何國家已建成此類處置場。
台灣地質活動頻繁、地下水系統複雜，難以確保萬年安全性與封存穩定性。更關鍵的是，國際至今未有任何國家將DBD列為政策工具，而是仍在概念階段試驗。此技術絕非可立即應用之「核廢解方」，也無助於解決核三延役所面臨的急迫廢料去處問題。
黃士修等人稱美、日、歐盟「願意協助處理台灣核廢料」，但查無任何政府正式協議、也未見法源依據支持。所謂美方「2000年口頭表態」僅為非正式座談內容，無法律效力，也不具外交承諾意涵。核廢處理涉及高度主權、核子不擴散、安全與環保條件，國際間高階核廢跨境處理極罕見，且多限於國際合約與特殊核能援助架構。台灣既非NPT國，亦無任何燃料租用制或回送條款，主張「他國願意協助」純屬一廂情願，易誤導民眾對問題的誤判。
核廢的處理困境，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與社會信任的危機。台灣現行的低階、中階乃至高階核廢料，全數處於「無處可去、無法啟用」的過渡狀態。即使正方強調乾式貯存技術「安全、可存放40年」，但現實情況是：沒有地方願意接收、沒有法規完成支持，也沒有任何實際貯存場投入運作。
實際現況是1982年起台電將低階核廢送往蘭嶼貯存場，1996年後全面飽和，不再接收新廢料。台電被迫將低階廢料暫存於核一、二、三廠內的「廠區內設施」。
至於中期和最終處置場的現況是濕儲已滿、乾儲難啟用，核三只剩3～5年空間，最終處置是無法也無解。分述如下：
濕式貯存：所有反應爐運轉後產生的高階乏燃料，最初皆暫存在各廠內之「濕式燃料池」中。結果核一、二廠之濕池早已飽和；核三廠雖尚有餘裕，但根據台電資料僅能容納535束，約支撐3～5年運轉，重啟後將迅速耗盡。
乾式貯存：理論上為中期補救措施，能將冷卻後燃料從濕池轉移至戶外或廠內乾式模組，延長儲存時間（約可達40年）。但現實困境：
核一：已完成7座乾式貯存模組，迄今無法啟用，因未取得新北市政府核可。
核三：已通過環差審查、完成初步設計，2025年進行招標與地方溝通中，尚無實質動工與使用時程。即使設施建成，若地方政府不核准即無法啟用。
最終處置場：《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選址條例》草案至今未完成立法程序，社會與立法皆無共識。
正方所謂乾式貯存技術「可存40年」，只是理論假設，與實際操作脫節。
台灣高階核廢去處完全處於「無中期也無最終」的雙重真空狀態。
若核三廠重啟，每年將新增數百束高階乏燃料，堆積在原廠濕式池中，形成風險高漲的臨時堆放庫，5年後濕式池不夠用，乾式貯存模組尚未啟用、地方不讓用；沒有法定的最終場址，也沒有社會共識；骨牌效應將連鎖展開：
四、如果核三爆炸，後果是全台灣都要一起承擔
很多人覺得台灣的核電廠不會出事，甚至說「福島只是個意外」，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一旦發生，就沒有回頭路。福島核災造成的經濟與社會損失超過 2,000億美元，16萬人被迫長期撤離，很多人一輩子都回不了家。蘇聯切爾諾貝利核災更嚴重，污染面積超過 2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五個半台灣。台灣有能力承擔這樣的災難嗎？
核三廠位於屏東最南端，離墾丁只有 10公里，周邊是觀光勝地、農業重鎮，也是南部重要的人口聚落。一旦發生重大核災，輻射外洩將影響整個南台灣，甚至隨風往北飄，影響高雄、台南、甚至台中、台北。
如果照過去福島與切爾諾貝利的模擬經驗來看，事故發生後，30公里內約 50～80萬人可能要緊急撤離，污染土地可能高達台灣三分之一。南部農業每年上千億產值會瞬間歸零，觀光也會全面停擺，全台房市、經濟都會遭受重創，損失可能高達一兆元。
這還只是經濟層面的估計，還有無法量化的部分：長期健康風險、社會恐慌、家庭失散、心理創傷。台灣是地震頻繁、人口密集、地形狹長的島國，一旦核災發生，疏散困難、輻射難擋，會比日本還嚴重。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能源的選擇與替代方案，但如果某一選項的代價是「萬一出事，整個國家可能陷入災難」，那我們就該冷靜想清楚：這樣的賭注，真的值得冒險嗎？
結語：核三重啟是危險的短期策略，不是能源救命方舟
核三延役重啟，無論在安全性、時程掌控、經濟成本上都存在高度不確定，無法有效解決眼前的電力缺口。正方所提「核廢料新解方」，不僅缺乏實證與法律依據，方案未成熟可能誤導社會認知。
台灣目前缺乏可行的地質處置條件，也未建立社會共識與立法基礎。乾式貯存充其量只是過渡手段，無法從根本解決核廢風險。
相對而言，加速再生能源佈建、強化電網彈性、完善備援體系，才是兼顧減碳、韌性與永續的務實選擇。將希望寄託於一座已除役、故障頻仍的老舊機組，不是解方，而是讓全社會與下一代承擔一場高風險、高成本的賭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