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不敢面對憲法事實，「法理內戰」就成為民進黨的佛地魔

國民黨立委日前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提案修法，因其提及「兩岸尚未在法理上終結內戰狀態」，遭經民連（經濟民主連合會）賴中強律師指為中共製造犯臺藉口，迅速引發社群的激烈討論及政治攻防，「中共同路人」的標籤也隨之而來。這再次凸顯了臺灣社會在面對兩岸關係與自身國家定位的深層矛盾，但更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是執政黨在此核心議題上，所呈現的雙重標準與論述矛盾。

其核心爭點，為「法理上」(de jure)與「事實上」(de facto)兩個概念的刻意混淆。將一個關於「法理狀態」的陳述，直接與「政治現實」模糊在一起，並上綱為「引狼入室」，這種論述方式，是為了促進公眾理解，還是激化政治對立？值得大家深思。

畢竟，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本身就是為了應對兩岸特殊的狀態而設計。從《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開篇明義的「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到專為兩岸事務所設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乃至陸委會、海基會等機構的設置，整個憲政框架的基礎，都明確指向了「終極統一」及「憲法一中」的法理事實。

或許有人會說，臺灣政府早在1991年就單方面終止動員戡亂，此舉已等同宣告戰爭結束。然而，國際現實上，戰爭的終結從非片面說了算。如同當前的俄烏戰爭，難道烏克蘭單方面改名或宣布戰爭結束，與俄羅斯的進攻就會因此停止嗎？戰爭狀態結束與否，本就需要雙方的正式談判與法律程序。當前兩岸的脆弱和平，是建立在九零年代後的協商與「默契」之上，而非法理上的基礎，這是不分立場都須認清的現實。對這種現狀的選擇性接受，在對比民進黨對「和平協議」的今昔態度時，尤顯諷刺。2019年，前副總統吳敦義倡議兩岸和平協議。眾所皆知，在國際法上，「和平協議」的根本功能，正是為終結戰爭狀態提供最關鍵的「法理要件」，是將懸而未決的敵對狀態，以正式的法律程序畫下句點。然而，當年是誰全力將此倡議打為出賣主權的「投降協議」？正是民進黨。換言之，當年親手否決了在「法理上」結束內戰狀態這項倡議的，就是民進黨。

時至今日，泛綠陣營卻反過來宣稱內戰「早已結束」。這就變成一個邏輯矛盾：如果2019年反對的理由成立，即兩岸確實需要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來終結敵對狀態，那麼在從未簽署任何此類文件的前提下，何以得出「內戰早已結束」的結論？而若認知內戰已經結束，為何當年要出來打和平協議？

民進黨的論述陷入了一個死胡同：當年反對的，恰恰是為「內戰狀態」提供法理解決方案的途徑；而如今主張的，卻是這個法理解決方案未曾發生就已達成的「結果」。一個政黨，怎能既反對「終戰的過程」，又宣稱已享受「終戰的和平」？這種顯而易見的認知錯亂，已使其國安政策的立場可信度備受質疑。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基於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的「取消文化」，正在裂解臺灣的民主 ｜ 更多文章 ）

說到底，民進黨的兩岸路線，長期在「依託中華民國憲政以獲取執政正當性」與「追求臺灣主體性的獨立論述」之間，試圖維持一種策略性的平衡。這種平衡在平時可以運作，但當爭議發生，並迫使其必須直面憲政法理的根本問題時，其內在的矛盾便會暴露無遺。此時，最好的應對方式，便是將點出矛盾的聲音迅速貼上政治標籤，從而轉移焦點並迴避實質的核心問題。

如果賴中強律師與民進黨諸公真心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過時的枷鎖，那麼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就應當勇敢地向人民闡述其修憲或制憲的立場，並爭取民意的支持，而非一面依賴這套體制獲取權力，一面又攻擊點出體制現實的人。固然現在的民意或國會結構對其不利，也應該要象徵性地提出，但泛綠陣營自2016年執政以來，筆者不見其有這樣的具體作為，反而持續拿現在的憲政體制打模糊仗。

至於所謂「內戰定義影響國際介入」的擔憂，同樣需要更務實的評估。國際政治的運作，主要基於國家利益與實力原則。臺海若發生戰事，各國的決策將取決於其對地緣戰略、經濟利益及區域穩定的綜合判斷。「內戰」或「國際戰爭」的法律定性，更多時候是作為其決策後的解釋說辭，而非決策前的決定性因素。綜觀二戰過後的內戰及大小戰爭，如韓戰、越戰或是敘利亞內戰等，皆有國際直接或間接介入，或「代理人戰爭」的影子，與是否為「內戰」本質上並無任何關聯，名詞定義在國際現實面前並不重要。臺灣真正需要的，是停止製造內部衝突，並面對我們特殊的法理困境與國際現實，凝聚共識，而非在一次次的政治操作中，撕裂社會，並製造真正讓中共滲透的空間。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臺北市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第24屆政大學生會會長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基於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的「取消文化」，正在裂解臺灣的民主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