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公安大規模掃毒，在陸豐市產毒肆虐的博社村拘捕村委書記在內的一百八十六人。博社村漁農、工業發展停滯，教育不善，長年貧窮滋生毒害。
一個表面上平淡無奇的中國華南縣級市，竟是全中國三分之一的冰毒來源，更牽動全球毒品價格。廣東陸豐市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禁毒行動後，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無論在製毒規模還是貪污程度上，它都讓世人為之震驚。
禁毒行動首先針對的，是陸豐產毒最為集中的甲西鎮博社村，公安最少逮捕了一百八十六名涉毒者，村委書記蔡東家、緝毒大隊隊長等十餘位主要官員都被逮捕，管理村內近兩萬人口的村委會領導僅六人「倖存」。行動搜獲冰毒二點九噸，而按照中國刑法規定，生產冰毒超過五十克的，便可以被判處死刑。
海岸線綿長的博社村，鄰近經濟發達的深圳、香港，但是它所處的廣東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及廣州西部的珠三角地區。從衛星地圖上看，佔地十二平方公里的博社村像一個倒插的三角形，連綿密集的樓群和村屋將這個三角形切割成不規則的碎片，而碎片與碎片之間象徵著貧富差距。在村子中間多是密集的老樓，它們大多只有一層，造型帶有傳統建築的元素，如圍棋棋盤一樣密集排列在一起，屋與屋之間筆直的通道只能容兩人並行。這些建築大多老舊，甚至有數座已經荒廢，只有在旁邊小學上學放學時段，這裏才有短暫的熱鬧，其餘時間寂靜無聲。
村子外側靠近公路的區域則有另一番景象，兩、三層的小樓鱗次櫛比，不少甚至用上了明亮的裝修，路邊隨處可見正在蓋新房的工地。在大型禁毒行動之後，街上隨時可以遇到一隊隊身著黑色制服的警員。
「我們這裏有錢的是很有錢，窮的是真窮」，不少村民這樣告訴記者。博社村與中國南部的大多數農村一樣，年輕一輩大多出外打工掙錢，村中留下老人、兒童以及他們為之奮鬥的樓房。「我們的房子都是一層一層蓋的。」一個村民指著自家的四層樓房告訴記者，她和丈夫常年在深圳打工，丈夫做裝修，她在工廠流水線上苦幹，攢上幾年的錢，才蓋成一層樓。這四層樓，前前後後蓋了十幾年。而在外賺了大錢的村民，修的房子也相對更加高大豪華，村東側一棟「豪宅」的主人便是做廢品回收生意致富，不過這些富人通常只願意回鄉修樓，卻沒有太多人願意回來投資，因此村裏的農業、漁業與工業並無太大發展。
早些年村裏人種植荔枝，賺了一些錢，後來種的人越來越多，每家都有一兩百棵荔枝樹，導致荔枝行情猛跌，收益每況愈下。「現在荔枝跌到一塊錢一斤，連成本都撈不回來。」一位村民告訴記者，現在村裏很少有人以種荔枝維生。外出打工成為大多數博社村村民賴以謀生的方式。
十七歲的蔡永芬是在博社村外打工的年輕人，她在網上和網友聊天，對方聽到她是來自博社村，說：「你們村好富，都是做毒品的。」一個月前，她回來照顧坐月子的姐姐，聽到鄰居們竊竊私語，說隔壁那些大房子都是靠賣毒品蓋的。
這十數年來，陸豐「三甲地區」（甲西、甲子、甲東鎮）被國家禁毒委高度關注，在二零零零年就被定為毒品重點整治地區。經過一輪清剿後，製毒活動於二零零四年前後沉寂，後來死灰復燃，二零一一年「三甲」再被要求整治。當局率先堵截冰毒原料麻?草進入「三甲」，截獲不少由廣東、江西、湖南等地運往「三甲」、載有麻?草的貨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四點，清剿行動再度展開，廣東省公安廳調動當地警員以及周邊地區警員共三千人，對村裏的製毒窩點進行突擊，街上站滿荷槍實彈的警員，天上三架直升機盤旋，甚至連村子外的海邊，也有緝毒船進行攔截。
這次規模空前的掃毒行動共策劃了四個月，期間警方多次進村暗訪，又派遣多個臥底混入。廣東省公安廳曾表示，全村兩成人涉嫌參與製毒，一度引起譁然，但是通過向當地官員、警員和數位村民了解，這個比例略顯誇張。陸豐市宣傳部副部長黃賢嘉表示，百分之二十指的是涉毒戶數佔全村戶數的比例，而除了涉及直接製毒的家庭外，參與原材料加工、看門這些輔助性活動的也被定性為「涉毒戶」而納入計算。
目前，公安抓捕涉毒嫌疑人一百八十六名，約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一。在大規模行動結束後，仍有大量警力駐守博社村，每日進行排查的陸豐市警察便是村子裏最龐大的隊伍。他們二十來個人一組，一共有三到四組，從上午八點排查到下午六點。警察帶有可檢測酸鹼值的ph值試紙，到屋子裏檢查。翻看每個不透明塑料袋裏的東西，檢查地面上堆積的化肥袋，以及堆滿雜物的地方。
村裏參與製毒的人並不佔多數，開摩托三輪車的蔡曉第（化名）說，雖然全村都姓蔡，但是每戶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緊密，他即使是想去「分一杯羹」，也不會得到信任。
蔡陽坤是村裏難得出的一個大學生，他回憶道，從小到大，村民製毒的傳言時有耳聞，但是並沒有實際見過，村民也很少有報警的，一來沒有實際證據，二來村裏人也不想得罪別人。
博社村出的大學生並不多，一年會有兩三個學生考入重點大學，村裏大多數的年輕人並沒有蔡陽坤這麼幸運。一九八五年出生的蔡追在博社村開一家小餐館，他同齡的妻子說﹕「那時候家裏太窮了，讀完小學就沒錢，我就在家裏幫父母做農。」蔡追補充，「小時候蓋房子兩三萬就可以蓋成，但我們也蓋不起，現在外面三層樓的房子，得要一百多萬了」。他們現在的家仍然只有一層樓，屋頂用鐵皮搭建而成，雨天時屋裏會滲水。
村裏的小孩都在博社村小念書，即便是現在，這間小學都只有一棟破舊的教學樓，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操場的地方。念完小學，一大批人就由於經濟的原因，開始在家幫助父母幹活，另外的小孩會去隔壁鎮的甲西二中念初中。多數小孩在這時候開始厭學，再加上家庭貧困，很少有人會繼續讀高中。博社村人讀書晚，多在九歲才開始讀小學一年級，讀完初中，他們大多數都已經十八歲，這時候，長大成人的他們就要開始考慮外出打工，這種成長的經歷構成了無法擺脫的命運。
二零零三年，當時十八歲的蔡追帶上老婆出去打工，零九年回鄉在村口開小飯館，這間簡陋的鐵皮屋，他和妻子已經經營了四年。「賺不了什麼錢吧，就是餬口，在外面確實租不起。」
雖然現在眾多的洋房在破敗的平房間聳立而出，人們的感受卻是更壞了。蔡小康說﹕「那些做毒的有錢，我們打工的沒什麼錢。」數位村民似乎也能理解那些製毒者，「我們也只是聽說，沒有真正見過」，「如果不是太窮了，怎麼會做這些呢？」
蔡追對家鄉「三無」的戲謔，概括了博社村治理的缺陷﹕「三無」便是「無電、無水、無信號」。二零一二年，博社村停電整整一年，包括蔡追在內的多名村民致電包括當地供電公司在內的多個部門，都在搪塞中毫無改善。後來，蔡追花一萬元人民幣（約一千六百美元）購置了一台汽油機和一台柴油機自家發電；而那些買不起發電機的村戶只能用電池。直到去年底，才有私人老板替電力部門更換和改進了變壓器、電線等裝置，但作為代價，蔡追等用電的住戶則要繳納五千二百元的開戶費，電費也隨之漲價。而陸豐市政府則表示，供電問題是由於製毒者用電過度損害電網所致。
淪為製毒者，也不僅是部分博社村人的命運，這現象其實早已遍及周邊村鎮，禁毒行動還將在鄰近的西山村、上堆村、漁池村、北池村、大陂村等繼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