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怡專文  

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不是因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來。

中共顯然要及時否定董建華使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決策。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

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

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

對民主派來說，紀念六四、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很「愛國」了。但這樣「愛國」，中共是不算數的，反而把支聯會說成是「反中亂港」組織。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

引言：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不要驚動新聞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離開台北，直趨中南部農村，那才是真正的台灣。他的建議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歡熱鬧，而喜歡田野、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可是，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就這樣在機場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一些回憶。關於中英就香港前途的交涉過程，已有許多論文或專著談到，我這裡只就我記憶深刻的一些事談談。

強權得逞，但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是被告講出來的兩句證詞，第一句記不得是誰說的，他說：依照憲法台灣人民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另一句是施明德說的：台灣人民有合法顛覆政府的權利。

我向海外知識人提出，要有否定自己過去錯誤的勇氣，要祛除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不怕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面目無光。

「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

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並通知訂戶，指是「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

因為太多人對雲譎波詭的政局不理解，要找答案了。長文提供的是不為人知或至少人們沒有長期跟進的背景資料，對局勢突變的原因及前景作解釋。這是電台、電視、報紙都不大能夠滿足的需求，唯雜誌可以做到。

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

七十年代一些台籍人士去大陸訪問，經香港時跟我談到他們關心謝雪紅的下落。訪中時問大陸的「陪同」，沒有回應。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

釣運後期主要分裂為統一和台獨兩條路線，林孝信兩邊都不參與，而是致力於推動在海外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

「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所想的，不過就是太平日子。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

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

「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

經歷漫長的人生歷程之後，就會想到，生命只是一個過程，碌碌無為也是人生，為什麼要「羞恥」？

「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掉！」

他說過，報紙是辦給讀者看的，報紙只有一個老闆，廣告客戶不是老闆，管理層不是老闆，只有讀者是老闆。

那一年，我也大量接觸反國民黨統治的詩詞、歌曲。過了幾十年後，這些詩歌居然仍適用於今日。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