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歐蜜·克萊恩  

收聽班農幾個月後，我可以篤定地說：多數反對他的政治立場的我們，雖然選擇不看他，但他卻密切關注我們。我們放棄的議題、不進行的辯論，以及我們侮辱和拋棄的人，他全都看在眼裡，並將這些編進他的政治議程。他深信這份扭曲的鏡像計畫，就是下一波選舉勝利的門票—而在玻璃這邊的我們，極少有人嘗試理解這份計畫。班農稱之為「MAGA Plus」，在他眼中，這是川普最初「MAGA」......

和多數人一樣，我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從哪裡來—從武漢的傳統市場來，或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來，或完全從別的地方來。但回想起來，我確實發現，我太快接受官方說法的表面意義—來自出售野生動物的傳統市場。老實說，我接受這種說法，因為符合我自己的動機推理，並強化我的世界觀：如果這是人類過度壓迫自然，結果被反咬一口的例子，那麼這個傳染病對我來說，就不......

我小的時候，對於分娩的內容，實際知道的可能比應該知道的要多。我的父親麥克接生過數百個嬰兒，他在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擔任研究科學家，在蒙特婁的醫院進行大型隨機對照實驗。這些研究測量各種干預措施對母親和嬰兒健康結果的影響，包括引產、硬膜外麻醉、產鉗、會陰切開術和剖腹產。當他得到的數據特別驚人時，他無法將結果保密，意謂我在青春期之前就知......

某天晚上，當卡車司機在國家的另一邊打雪仗時，我決定看一部影集，希望幫助我理解這些奇怪事件：HBO的四集迷你劇《白色殲滅》（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片名直譯為「消滅所有野獸」），海地電影製片人拉烏爾・佩克（Raoul Peck）的作品。紀錄片娓娓道來，深思熟慮，留給觀眾很多時間思考。在某個時刻，身兼旁白的佩克說：「這部電影的存在本......

我小的時候，有很多時光在水下度過。6、7歲時，父親教我浮潛，那是我最快樂的回憶。我是一個害羞的孩子，經常感到侷促不安。但是有一個地方總是讓我覺得自由自在，只要在那裡就不會覺得不安——那就是在水裡。如此近距離遇見海洋生物，總是讓我感到神奇。

從NOLOGO、《天翻地覆》到最新力作《刻不容緩》，備受讚譽的新聞記者娜歐蜜‧克萊恩，此次延續對資本主義經濟、氣候變遷的關心，聚焦探討近年國際政治關鍵字之一「綠色新政」。如她所言，當前制度造成的各種危機應從更廣泛的視野去全面理解與改變。

氣候危機於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在我們膝上孵出來的：活蹦亂跳的八○年代尾聲，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開始散播到世界各地的發射點──一個政治與社會環境對氣候危機這種性質和等級的問題極不友善的時刻。

就是沒有辦法拿一種誹謗集體行動、尊敬完全市場自由的信仰體系，解決一個需要空前規模的集體行動和積極約束市場力量才能解決的問題。市場力量，正是當初造成這場危機、現在又讓它雪上加霜的因素。

我們被訓練成習慣個別看待我們的問題；但問題其實環環相扣。

這個海底破洞不只是一場工程意外或機械故障。它是地球這個生命有機體所承載的因暴力所致的傷口。

這個女孩叫葛莉塔．通貝里（GretaThunberg），而對於我們該做些什麼來保護適於居住的未來──不是抽象的「未來世代」概念，而是今天活著的數十億人口的未來──她的故事有許多重要的課題。

二○一九年三月中旬的一個週五，他們像溪水般慢慢流出學校，洋溢著翹課的興奮與叛逆。這幾條小溪匯入堂皇的林蔭大道，與其他唱歌聊天的青少年會合，身上衣著從豹紋緊身褲到清爽的制服，什麼都有。

在我深入研究的同時，我發現超過40年來，上述策略一直是強行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沉默共犯。「震撼策略」有一套明確的模式：等待危機降臨（或者如智利、俄羅斯那樣，自行挑起紛爭），宣布全國進入人稱「極端政治時期」（extraordinarypolitics），暫停部分或所有民主規則—然後盡快完成企業許願清單上每一項目標。我的研究顯示，幾乎任何騷動在政治領袖的情緒化炒作下，都能達到這種「軟化」效果。它可能是軍事政變般極端的事件，但市場或經費危機等經濟衝擊也能造成相同的效果。例如極度通貨膨脹或銀行瓦解的時候，國內掌權的菁英往往能說服慌亂的大眾接受某些「必要」的措施，例如攻擊社會保障、花大筆錢財援助私人企業—因為，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另一個選項就是經濟崩潰。

一些人受夠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選擇放棄中立派候選人，投票支持川普等自稱「局外人」與「反黨份子」的候選人。而在世界各地，更多人選擇直接放棄—他們在選舉日待在家中，不再參與選舉政治，因為他們深信政治體系被人暗中操弄，永遠不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此現象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尤為明顯；儘管相關報導多到令人目不暇給，儘管一位浮誇、危險又愛煽動民心的政客加入選戰，儘管有機會投給美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全美卻有約9000萬名成年人聳聳肩，決定待在家裡。所有合格的選民之中，投給希拉蕊・柯林頓的人數約佔25%，投給唐納・川普的人數也相差不遠，反倒是選擇不投票的人數比例遠遠超出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約40%。以民主國家而言，美國自願脫離政治與選舉的人數多得不可思議。

川普將貿易協議當作招牌議題，有兩個原因。一者，我們從當日白宮的情形可以看出，這是奪取民主黨支持者的好策略。厭惡工會的右翼權威查爾斯．柯翰默（CharlesKrauthammer），在福斯新聞宣稱川普與工會代表的高峰會是「一樁政治竊盜（politicallarceny）事件」。

娜歐蜜‧克萊恩的《不能光說NO》是重要的政治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美批判圈對「川普現象」的看法、警訊與焦慮。克萊恩過去的成就眾所周知，特別是在環保運動上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對於住在北美以外的讀者而言，「川普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是不是該有不同的看法？

看到這裡明智的讀者應該會想問：究竟我們要怎麼負擔這所有花費？這是關鍵問題。「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二○一一年有份調查，檢視人類要花多少錢才能「克服貧窮；增加食物生產消滅飢餓，又不會劣化土地和水資源；同時避免氣候變遷的大災難」。算出來的價格是接下來的四十年，每年一兆九千萬美元，此外，「需要的投資至少有一半必須投入開發中國家。」

如果氣候運動有個誕生日，也就是這個議題終於進入公眾意識、再也無法忽視的時刻，那必然是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不過，全球暖化早就出現在政治界與科學界的雷達上了。就我們目前對這項議題的了解，最核心的基本洞見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初，而最早驗證燒煤可能使地球暖化的科學突破，出現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在一九六五年，科學家廣泛接受這個概念，因此美國總統詹森從他的科學顧問委員會接獲一份報告，警告：「透過全世界的工業文明，人類正在不智的主導一場龐大的地球物理實驗......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從人類觀點來看，可能是有害健康的。」

近來關於「氣候認知」的許多調查，最有趣的發現之一是，拒絕接受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和社經地位的特權，明顯相關。壓倒性的比例，氣候變遷否認派不只是保守分子，同時是男性和白人，而且擁有高於平均的收入。跟其他成年人相比，他們比較容易表現出對於自己的見解高度自信，無論已經有多少證明是錯誤。關於這個主題有一份熱烈討論的研究出自社會學者亞倫．馬克萊特（AaronMcCright）和萊里．鄧拉普，標題是令人難忘的「酷傢伙」（CoolDudes）。他們發現，這一群相信自己對全球暖化有充分了解的保守白人男性，比起接受調查的其他成人，幾乎是六倍的人數傾向於相信氣候變遷「絕對不會發生」。馬克萊特和鄧拉普針對這樣的差異提供了簡單的解釋：「保守白人男性不成比例的占據了我們經濟體系中的高位。」考慮到氣候變遷對於工業資本家為主的經濟體系會帶來多大挑戰，我們就沒什麼好驚訝，保守白人男性會被激起強烈捍衛體制的態度來否認氣候變遷了。

災難泡沫像網路泡沫一樣，以獨一無二而混亂的方式膨脹。國土安全產業最初的榮景之一，出現在監視攝影機；英國裝設了四百二十萬具這類攝影機，也就是每十四個國民就有一部，美國則裝設了三千萬具，每年拍攝的總長度大約四十億小時，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誰來看這四十億小時的片子？於是「分析軟體」的新市場應運而生，這種軟體業者負責掃描錄影帶，找出符合已建檔影像的目標（將各種安全系統連接起來，變成了若干獲利最豐厚合約的來源，例如空軍把價值九十億美元的合約交給好幾家公司，包括歷史最悠久的策略顧問業者布斯艾倫漢密爾頓公司BoozAllenHamilton，還有一些最大的國防包商）。

某個悶熱的星期一，倫斯斐正準備要和屬下參謀談話，他很討厭這件事；接掌國防部長後，他更是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樹立了這樣的風評：倫斯斐踏進五角大廈後，拋棄領導和鼓勵的應有角色，變成了殘酷的刀斧手，部長變成了執行人事精簡任務的企業執行長。

我二○○六年十月訪問沙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濛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艷的紅色。剛好那一週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