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的市場
災難泡沫像網路泡沫一樣，以獨一無二而混亂的方式膨脹。國土安全產業最初的榮景之一，出現在監視攝影機；英國裝設了四百二十萬具這類攝影機，也就是每十四個國民就有一部，美國則裝設了三千萬具，每年拍攝的總長度大約四十億小時，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誰來看這四十億小時的片子？於是「分析軟體」的新市場應運而生，這種軟體業者負責掃描錄影帶，找出符合已建檔影像的目標（將各種安全系統連接起來，變成了若干獲利最豐厚合約的來源，例如空軍把價值九十億美元的合約交給好幾家公司，包括歷史最悠久的策略顧問業者布斯艾倫漢密爾頓公司 Booz Allen Hamilton ，還有一些最大的國防包商）。
這種發展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因為臉部辨認軟體只有在拍攝對象自行站在攝影機正前方時，才能產生正確辨識，然而，拍攝對象總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攝影機正前方，這樣就創造了數位影像加強的新市場。銷售分離與加強影像軟體的史蒂爾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開始是向媒體公司推銷這種科技產品，但是後來的發展顯示，從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可以賺到更多的營收。而且政府既然推動這麼多的偵測活動，包括偵測電話通聯紀錄、監聽、金融紀錄、郵件、偵測攝影機、上網等等，排山倒海的資料淹沒了政府，因而開創了另一個龐大的市場，也就是資訊管理與資料採礦（data mining）市場，以及宣稱能夠在無數文字與數字之間「建立關係」、鎖定可疑活動的軟體市場。
九○年代裡，科技公司不斷宣揚沒有邊界的世界、資訊科技力量顛覆權威政權、推倒圍牆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內，資訊革命的工具搖身一變，為相反的目的服務。在這種過程中，民營電話公司與搜尋引擎全面與政府配合，行動電話和瀏覽網路被日漸威權化的政權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中國政府合作，鎖定異議分子的位置，還是ＡＴ&Ｔ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沒有取得監聽命令的情況下，竊聽顧客的通信。這個全球化的重大象徵與希望：「邊界消失」因此破滅，取而代之的是勃然興起的邊界監視產業，監視方式從光學掃描、生物特徵辨識到研議當中的美墨邊界高科技圍牆，不一而足，這道圍牆讓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獲得價值二十五億美元的合約。
高科技公司從一個泡沫跳進另一個泡沫時，產生的結果是安全與購物文化怪異的結合。今天反恐戰爭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威靈特系統（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nture）和「風險評估」評分。這項評分從來沒有向旅客揭露過，評分的依據是商業化資料採礦所顯示的可疑行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旅客購買單程票紀錄、座位編號、常客紀錄、行李件數、買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訂的餐點」等等。被認為可疑的行為和事件都記錄下來，累積成為每位旅客的風險評分。
任何人由於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證據而被列在「敵方戰鬥人員」名單，都可能碰到飛航旅程中斷、不發美國入境簽證的命運，甚至遭到逮捕，這些證據只是利用臉部辨識軟體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錯的名字、誤解一小片段的談話。如果「敵方戰鬥人員」不是美國公民，他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因為布希政府剝奪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在法庭上看證據，並且得到公平審判與有力辯護的權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關達那摩，他很可能會關在哈利波頓興建的最高警戒新監獄裡，那裡共可容納二百人。如果他是中央情報局「特別引渡」計畫的受害者，是在米蘭街頭或是在美國機場換機時遭到綁架的人，那麼中央情報局會快速處理，把人送到旗下祕密監獄網絡中的一處所謂的黑獄；帶著頭罩的犯人很可能會搭著波音七三七客機，客機為了這種任務，重新改裝成豪華企業專機。根據《紐約客》雜誌的說法，波音一直擔任「中央情報局的旅行社」，替多達一千二百四十五次引渡飛行擬定飛行計畫，安排地勤人員，甚至代訂旅館。西班牙警察的一份報告解釋，這項任務由波音設在聖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國際旅行計畫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辦理。二○○七年五月，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這家子公司，該公司則拒絕證實或否認這項指控。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對偵訊人員，有些偵訊人員不是中情局或軍方人員，而是民間包商的員工，根據求職網站職涯情報網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長戈登（Bill Golden）的說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報專家是為包商服務。」如果這些自由之身的偵訊人員要繼續拿到利潤豐厚的合約，就必須從犯人口中拿到華盛頓的雇主「可以用來起訴犯人的情報」。就像犯人遭到刑求時，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麼話都願意說；包商也擁有強大的經濟誘因，願意採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不管資訊是否可靠。
在反恐戰爭中利用市場「解決方案」的做法，還有另一種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幾乎願意付出最高的賞金，從任何人手裡，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關的資訊。美軍入侵阿富汗期間，美國情報人員放話出去，說願意付三千到二萬五千美元的賞金，獎勵大家舉發凱達（Qaeda）或神學士組織（Taliban）的戰鬥人員。一份美國在阿富汗散發的常見傳單上說：「得到你夢想不到的財富與力量。」在律師代表幾位關達那摩犯人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時，這張傳單被拿來當成證據，上面寫著：「你協助反神學士政權的部隊，可以得到幾百萬美元：這些錢足夠你在餘生中，照顧你的家人、村莊和部落。」
根據五角大廈自己的統計，關達那摩八六％的犯人都是在獎金公布後，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鬥人員或諜報人員舉發的。到二○○六年十二月，五角大廈釋放了三百六十位關達那摩的犯人，美聯社追查到其中二百四十五位，二百零五位回到本國後，擺脫了所有的指控。這種紀錄等於對美國政府以市場導向辨認恐怖分子的方法所產生的情報品質，提出沉痛的控訴。
九一一之前，國土安全產業幾乎不存在，只不過幾年裡，就爆炸性成長到遠超過好萊塢或音樂產業。更令人驚異的是，還沒有人把安全產業榮景當成經濟中的個別部門來分析和討論，沒有人注意到，不受約束的警察權力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形成空前未有的結合，也沒有人注意購物中心與祕密監獄合而為一的事實。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脅的相關資訊變成了一種產品，就和某人在亞馬遜網站買哈利波特的書，或是某人參加了加勒比海遊輪之旅、將來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資訊一樣，可以隨意販賣，這樣的做法會改變一個文化的價值觀。如此不但會產生刺探、刑求並製作假情報的誘因，也會產生強大的推動力，要讓當初造出這整個產業的恐懼與危機感永久持續下去。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震撼主義》一書；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除了是獲獎無數的記者，也身兼專欄作家、《紐約時報》簽約作家。被譽為當代最重要思想家及公共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