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日本三條紅線背後的同盟焦慮

十月二十四日，由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第十三屆「富士山對話」在東京舉行。日本防衛大學校校長、前統合幕僚長吉田圭秀在會上提出對中競爭的三條不可退讓的底線：守住連結沖繩、台灣與菲律賓的第一島鏈，維持核嚇阻功能，以及確保西方在先進科技領域的優勢。

他援引一九五〇年艾奇遜防線把朝鮮半島與台灣劃在防線之外的教訓，主張美國對第一島鏈的介入不可或缺；又以人工智慧為例，指中國在部分領域已逼近甚至超越美國；並說日本不能淪為美中關係的「從屬函數」。這番主張可以讀作日本安全界的一種雙重焦慮：中國能否憑實力改變區域秩序，美國又是否願意長期承擔維持秩序的成本。

吉田的身分使其發言具有分量，但政策倡議與政府承諾仍有距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同場會議發表的影片致詞，稱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與安全的基石，表示將進一步強化同盟的嚇阻與應對能力，沒有提到這三條紅線，也沒有提到台灣。美國副國務卿藍道的視訊致詞則把話說得更直接：希望日本今年內修訂的三份安保文件與美國戰略保持同步，並沿第一島鏈強化嚇阻。把這些發言合讀成日美已確立共同防衛台灣的新政策，超出了現有證據；但也不宜只當成一位學者的個人意見。同場的前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岡野正敬說，同盟已到必須思考如何提高持續性的時候，美國要求盟友分擔更多責任的趨勢，即使川普政府結束也會延續；前五角大廈官員克林克則提醒，川普雖親自主導對中政策，美中關係的根本性質並未改變。吉田的三條紅線，是這些判斷的濃縮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吉田把維持美國參與放在戰略核心。從這個角度看，他的話也在提醒華府：美中關係的調整，應顧及盟友承擔的安全後果。這層提醒有其時機。川普與習近平預定十一月在深圳亞太經合會期間再度會面，俄方更提議加開三方領袖會晤；美中緩和有助降低衝突風險，倘若盟友無法參與攸關自身安全的安排，卻被要求承受結果，對同盟的信任仍可能受損。日本尋求的，是在大國交涉中保有發言權。

華府自己的文件說明了這種焦慮從何而來。今年一月的美國《國防戰略》承諾在第一島鏈建立「拒止防禦」，卻刻意不提處於島鏈中心的台灣；去年十二月的《國家安全戰略》要求盟友分擔更多嚇阻負擔；主張美軍退守第二島鏈的克制派論述，在華府也從邊緣走向主流。吉田援引艾奇遜防線，針對的正是「線畫在哪裡」的問題。一九五〇年一月的那條線把朝鮮半島與台灣排除在外，半年後韓戰爆發。同場的美國前國防部印太助理部長薛瑞福則指出，中國的活動已越過第一島鏈，威脅也不限於軍事作戰，還包括政治戰、資訊戰與法律戰，因此需要「第一島鏈加強版」的概念。線該畫在哪裡、由誰來守，日美兩邊的安全界都還在爭取定義權。 （相關報導： 南韓防長的疑美論：美軍連打伊朗都打成這樣，真跟北韓開戰還靠得住嗎？ ｜ 更多文章 ）

第一島鏈因此有雙重意義。在軍事上，日本、台灣與菲律賓周邊的海空通道，關係到區域防衛與外援進入；在政治上，它也考驗美國能否讓不同夥伴相信，安全合作具有持續性。然而，地圖上的連線不會自動產生共同決策。各方的法律授權、風險承受能力與戰略優先順序，都可能不同。高市去年十一月在國會把台海衝突與「存立危機事態」相連的答詢，引發的日中對立至今未平息，也顯示日本在這條線上的角色，仍受國內法律門檻與對中關係的牽制——依二〇一五年安保法制，自衛隊只有在「存立危機事態」獲得認定時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其他情況以後方支援為主；馬尼拉與坎培拉則各有自己的盤算。

對台灣而言，重要性受到強調，有助爭取合作，卻不宜因此高估外援的確定性。真正需要檢驗的，是危機時如何協調、物資能否持續運補、關鍵設施受損後能否復原。軍售也須看產製與交付進度：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新一批對台軍售，據報至十月初仍待批准，而華府審查的顧慮正是攔截飛彈庫存。這些準備若有缺口，再明確的政治表態，也難以保證危機中的支援能及時到位。

第二條紅線涉及核嚇阻。吉田的主張是美國必須維持對中國的核優勢，但部分評論所稱中國可能在二〇三〇年代追平美國，必須交代比較口徑。美國科學家聯盟對二〇二六年初的估計，是美國約有三千七百枚軍事庫存核彈頭，中國約六百二十枚；五角大廈去年十二月的報告維持中國在二〇三〇年將超過一千枚的推估，即使如此，仍比美俄各少數千枚。所謂追平，只有在拿中國的總量比較美國依《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部署的戰略彈頭上限時才可能成立，而那是對二〇三〇年代中期以後的推測。

中國近年增建的洲際飛彈發射井，是數字成長的主要來源；但數字之外，潛射與機動部署的存活能力，才決定第二擊是否可信。總庫存、已部署戰略彈頭與第二擊能力，各有不同意義，不能用單一數字替代整體核力量判斷。

數字之外，制度正在流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今年二月五日到期，美俄之間已沒有具約束力的核軍控條約；川普去年十月底下令對等恢復核試驗，雖經能源部長澄清不含核爆試驗，仍為核競賽增添變數；北京則一再拒絕三邊核裁軍談判，理由是中國核力量與美俄「不在一個量級」。核力量擴張帶來的核心問題，是各方如何判斷對手承受升級風險的意願。若北京認為華府會因核風險而退讓，華府卻認為必須提早展現決心，誤判便可能累積。嚇阻需要可信能力，也需要危機溝通。日美今年六月在東京舉行的延伸嚇阻對話，聯合聲明一方面重申美國以包括核武在內的全部防衛能力保衛日本、討論中國「急劇且不透明」的核擴張，另一方面由日方敦促美國推動多邊戰略穩定對話，防止核軍備競賽、回應核試驗疑慮、降低核風險並提高透明度，並與中俄展開軍控對話。核保證、軍控與風險管控並列在同一份聲明裡，正說明這些工作必須並行。

對日本而言，核紅線還有一層國內的意涵。吉田要求的是美國維持核優勢，不是日本自行擁核，但延伸嚇阻的可信度，最終會碰觸非核三原則中「不引進」的那一條。高市在二〇二四年的著作中曾說，若要美國提供延伸嚇阻，不引進原則「並不現實」；就任後她表示現階段仍以三原則為政策方針，未明令重新評估，而三份安保文件的修訂將在今年內完成。民調顯示多數日本民眾仍支持維持三原則，去年底《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則呈現四成六支持維持、三成九支持檢討的分歧。美國計畫於二〇三〇年代中期在攻擊潛艦部署核巡弋飛彈，屆時潛艦通過日本周邊水域，這個問題會從理論變成實務。核態勢的辯論若吸走太多政治注意力，傳統嚇阻與危機溝通的準備反而可能被擠壓，這是台灣在觀察日本時應留意的一點。 （相關報導： 南韓防長的疑美論：美軍連打伊朗都打成這樣，真跟北韓開戰還靠得住嗎？ ｜ 更多文章 ）

第三條紅線把競爭延伸到科技。中國在量子通訊等特定領域的成果值得重視，例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潘建偉團隊與南非史坦陵布什大學合作，二〇二五年三月在《自然》發表的量子微衛星研究：「濟南一號」在北京與開普敦附近地面站之間，跨越約一萬二千九百公里完成即時量子密鑰分發，衛星比墨子號輕約十倍，地面接收站縮小到約一百公斤。但這顆衛星不產生糾纏光子，研究者自己也視其為原理驗證；量子通訊的突破，不能直接代表量子計算、感測或整體軍事科技的領先。判斷競爭態勢，須看具體能力及應用條件，避免用籠統的領先論製造政策急迫感。吉田舉人工智慧為例說中國部分領域已經超越，這類判斷同樣需要分項檢驗；川普政府把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中國列為目標，但目標能否達成，取決於算力、能源與人才的投入，不是靠劃線。

把維持科技優勢設定為紅線，也有執行上的難題：競爭對手自行研發的進步，很難像軍事攻擊一樣界定觸發條件。出口與投資管制應對準具體安全風險，並接受成效檢驗；若限制範圍不斷擴張，可能增加企業成本，甚至加速替代供應體系形成，並招來對等反制。中國對稀土與關鍵礦物的出口管制，就是同場與會的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柯特勒提醒美方應從日本經驗學習的教訓。維持優勢仍須投入研究、人才與生產能力，而且先得補上自身依賴的缺口。美國駐日大使葛拉斯在會中提議日本成為印太的「無人機工廠」，理由正是日本的工業用無人機約九成依賴中國；日本人工智慧新創業者伊藤錬則建議日美建立共同的人工智慧評估架構。比起單純的限制，共同標準與共同生產才是能夠長期維持優勢的辦法。

評估這三條主張，還須釐清由誰認定越線、採取何種回應，以及各方願意承擔多少成本。紅線過於含糊，可能使對手誤判；界定過廣，又可能把一般競爭也推向安全危機。有效的嚇阻，必須讓防衛目標、行動條件與可用能力相互配合，同時保留處理分歧的空間。這套標準同樣適用於日本自己：東京若要在第一島鏈扮演節點，就得說清楚在哪些情境下、依什麼法律授權、承擔哪些任務。高市政府年內修訂的三份安保文件，是檢驗這些問題的第一份答卷。

台灣的回應應著重可執行的合作。提升國防與民生系統在封鎖、斷電或通訊中斷下持續運作的能力，能增加外部支援發揮作用的機會；在科技上，則應把合作落實於研發、資安及供應鏈備援，無人機、半導體與關鍵礦物都是可以具體對接的項目。台灣也須清楚界定自己的安全目標與承擔能力，讓特別預算、軍購時程與重大合作接受民主監督。更重要的是，不宜把日本安全界的焦慮誤讀為台灣的機會：日本所擔心的美國退縮，和台灣面對的風險同源；盟友把台灣寫進紅線，不等於台灣可以少做準備。

吉田的三條紅線，最終考驗的是日本能否把戰略焦慮轉化為可以履行的同盟安排。華府若要維持區域信任，就須讓盟友參與攸關自身安全的決策；東京也須說清楚自己願意承擔的責任。對台灣而言，這場討論十分值得關注，因為任何可靠的安全承諾，都應在危機之前交代如何履行。距深圳APEC中的川習會還有三週，東京這些話是說給華府聽的，而台灣也應該聽見。 （相關報導： 南韓防長的疑美論：美軍連打伊朗都打成這樣，真跟北韓開戰還靠得住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