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人類還沒被AI消滅，政治人物已經急著替AI準備刑場
2026年9月3日，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眾議員格雷戈里奧·卡薩（Greg Casar）宣布推動《Ban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Act》，主張永久禁止人工超級智慧（ASI）的開發與部署，並在新的聯邦AI安全規則建立前暫停部分先進人工智慧。方案甚至提出對違規企業施以「corporate death penalty」，嚴重違規個人最高可能面臨20年刑責。（Bernie Sanders Office，2026年9月3日）
看到這裡，我差點以為這是一部黑色科幻喜劇：AI還沒有統治人類，人類已經替AI準備刑場。更有趣的是，Sanders並不否認AI的重要性；2026年6月，他甚至形容AI幾乎肯定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具轉型性的科技」。值得追問的是：他為什麼提出最激烈的禁止方案？
心理學插播：當恐懼遇到政治，人腦最先犧牲的往往不是AI，而是機率
丹尼爾·康納曼（Kahneman）與阿摩司·特沃斯基（Tversky）的展望理論提醒我們，人們在面對損失與獲利時並非全然理性，對損失的心理反應往往更強，也容易對低機率事件給予過高權重。（Kahneman & Tversky，1979）Cass Sunstein則以「probability neglect」說明：當後果足夠恐怖，人們會把注意力放在「有多可怕」，而不再精確衡量「究竟多可能發生」。（Sunstein，2002；2003）
這不代表超級AI沒有風險，值得嚴肅研究；但「後果很可怕」與「因此應全面禁止」之間沒有天然等號。Sanders使用「cataclysmic」（災難性）、失控、人類未來、科技寡頭等高威脅語言，在政治傳播上極有效：人民不必懂Transformer或agent，只需聽懂一句——「它可能殺掉你」。當最壞情境被轉成政治商品，政策就容易從風險管理滑向恐懼動員。
Stirling指出，預防原則並不等於反科技，而是在高度不確定下建立透明、可問責、可調整的治理。（Stirling，2017）飛機可能墜毀，所以我們建立航空安全；核能可能出事，所以建立多層防護。我們並沒有因此禁止空氣動力學或核物理。更麻煩的是，「superintelligence」並非可直接量測的物理物質；當法律要禁止一個邊界會隨科技不斷移動的概念，風險管理就很容易變成權力裁量。
政策拼圖：把Sanders過去兩年的政策排在一起，「怕AI」其實只解釋了一半
Sanders對AI並不是2026年9月突然心血來潮。2024年3月，他推動32小時工作週，主張AI與自動化提高生產力後，勞工應分享成果。（Sanders Office，2024年3月13日）2025年10月，他警告AI與自動化可能消滅近1億個美國工作機會，把問題定義成Big Tech oligarchs與勞工之間的利益衝突。（Sanders Office，2025年10月6日）
2026年2月至3月，他支持AI資料中心moratorium，主張土地、水、電力、工作與AI安全問題未解決前，應暫停部分資料中心擴張。到了6月，他又提出American AI Sovereign Wealth Fund Act，希望透過公共基金取得美國大型AI企業50%公共持股，讓社會分享AI創造的財富與治理權。（Sanders，2026年6月1日；2026年6月18日）
兩個多月後，他再提出禁止超級AI。四張牌排列在一起：縮短工時、暫停資料中心、公共持有大型AI企業、禁止超級智慧。這就不只是「老先生害怕AI」的故事，反倒像一套完整政治哲學：
「AI可以存在，但不能只由私人科技公司決定它如何發展；AI創造的財富、基礎設施與最終控制權，應被大幅公共化。」
權力照妖鏡：當「禁止AI」背後真正想重新分配的，可能是AI的控制權
Sanders是不是另有盤算？目前沒有可信證據證明他是為私人金錢利益提出這些法案。比較有證據支持的，是權力與所有權的重新配置。Sanders長年的政治核心本來就是階級、財富集中、大企業與勞工；AI只是把他的政治世界觀推進新的革命性技術。
他在2026年6月《New York Times》文章直接追問：「Who will own and control that future？」並主張AI建立在人類集體知識之上，財富不應只歸少數科技富豪。（Sanders，2026年6月1日）這透露他的深層問題可能不只是「AI會不會失控？」而是「誰控制AI？」
如果少數企業不應控制AI，那誰可以？若答案是聯邦監管機構決定哪些模型能訓練、什麼叫superintelligence、何時停止部署，再加上公共基金取得大型AI企業相當股權，那麼我們只是把問題從「科技企業權力太大」換成「政治監管機構的權力有多大」。
從政治傳播看，這套敘事很完整：先建立巨大威脅，再建立受害者——勞工、一般人民、人類；建立反派——Big Tech oligarchs；最後提出保護者——政府、公共所有權與監管制度。危機會創造治理需求，而治理需求會創造新的權力。這不需要陰謀論，制度本來就是這樣長大的。
法規迴力鏢：當規則愈來愈多，最後最開心的可能反而是你最討厭的Big Tech
另一個黑色幽默是：Sanders想限制Big Tech，複雜監管最後卻可能幫助Big Tech。Klapper、Laeven與Rajan研究歐洲企業資料發現，昂貴的市場進入監管會抑制新公司成立，特別傷害新進者。（Klapper、Laeven & Rajan，2004）
原因很簡單。OpenAI、Google、Microsoft、Meta養得起大量律師與合規人員；大學實驗室可能只有幾個博士生、一台GPU伺服器和快沒錢的教授。若政府寄來三千頁AI合規規則，科技巨頭也許反而會發現：這法案順便替他們消滅了未來競爭者。這正是監管政治最經典的黑色幽默。
全球賽道：當美國討論要不要踩煞車，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把油門踩到底
Stanford《2026 AI Index Report》顯示，美中AI模型能力差距已大幅縮小；截至2026年3月，美國最佳模型的領先幅度約只剩2.7%。美國仍擁有更多頂尖模型、私人AI投資與基礎設施優勢，但中國已在AI論文、引用、專利與工業機器人等面向展現強大競爭力。（Stanford HAI，2026）
這才是Sanders方案最大的戰略盲點。他可以在華盛頓禁止superintelligence，卻不能要求北京、深圳、杭州、上海跟著停。科技革命真正殘酷的問題從來都是：你的競爭對手停不停？當領先幅度正在縮小，一個仍然領先的國家最危險的事情，也許不是別人跑太快，而是自己先把鞋帶綁在一起。
科技時間差：當AI革命甚至可能超越網際網路，你老兄卻拿20世紀的紅綠燈管理21世紀的火箭
網際網路的革命是讓資訊全球流動；AI正在往下一層走：讓知識不只被搜尋，還能被理解、生成、重組，甚至協助決策與執行工作。當今的AI已完全能寫取代寫程式、偵錯、生成影音、分析並生成醫學抗體抗癌藥物分子新結構、甚至包括參與新理論建構與科學假設。
如果這條路繼續，AI不只是一個產業，而會變成所有產業上面的認知基礎設施。過去，網路解決的是「人怎麼找到資訊？」當今的AI處理的已經不只是「誰能理解資訊？誰能產生答案？誰能做決定？誰能自行完成工作？」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喜不喜歡superintelligence，而是當它真的出現時，誰先擁有它？
結語：當你宣布禁止未來，未來通常不會消失，只會換一個地方發生
重新讀了Sanders這張「超級AI死刑令」報導時，小弟直覺此事絕非只是「一個不懂AI的政治人物所提出的笨法案」！他擔心勞工被取代、科技寡頭、財富集中與AI失控，也希望公共社會分享AI財富，甚至讓政府與公共基金取得更大的治理權。這種看似直接，實則暗藏「不是沒有思想，而是一套相當完整的政治思想。」
但完整的思想仍可能導向錯誤的科技政策。
心理學提醒我們，人容易高估鮮明災難；
政治學提醒我們，恐懼容易創造新權力；
經濟學提醒我們，昂貴監管有時反而保護既有巨頭；
科技史提醒我們，革命性技術很少因某一國宣布「不要再往前」就停止。
因此，我完全贊成AI安全、紅隊測試、模型責任、生物風險、算力監督與資安規範，甚至必要的國際AI軍控協議。但就算死死掐住我脖子，我也不相信「做得太聰明就判刑20年」會是管理智慧革命最聰明的方法。
反而，我覺得真正應該去追問的是Sanders究竟是反對超級AI，還是反對「不由他所信任的公共制度控制的超級AI」？如果這情況是屬於比較接近後者，那麼他的政策就不只是安全法案，也是一場AI控制權重新分配的政治工程。政治上的利益不只有錢；控制權、議程設定權，以及決定誰能研究、誰能部署、什麼模型算危險的監管權，同樣都是利益。
也許他的出發點並非惡意，甚至是要防止AI權力集中。但政策的歷史後果，不會因出發點良善就自動正確。如果美國用限制自己的方式解決AI控制權，而中國與其他競爭者繼續前進，那麼美國成功控制的，可能不是AI，而只是自己的AI。
歷史有一天回頭看2026年，也許會看到一幅黑色幽默的畫面：當全世界正在爭奪下一個超級文明時代的入口，美國一位參議員站在門口，拿著新法案大喊：「誰敢再往前一步，最高關20年！」
中國研究團隊從隔壁經過，看了他一眼，沒有爭論、沒有抗議，只是繼續往前走。進門以前，還很有禮貌地回頭對Sanders說了一聲：
「老桑啊，謝謝你替咱們爭取時間。」 （相關報導： 阿將伊崮喜瀾觀點：晶圓會算，國家卻未必會思考─從原鄉小 APP 看台灣 AI 的未來之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一位研究AI，卻開始先研究刑期的教授、原傳媒AI系統建置者
